1、杨先生您作为一个物理学家，请问您对宇宙和世界有何领悟？请您阐述一下您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

        杨先生：这个问题太大了，没法子回答。不过，我想也许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尤其是跟一些年轻人谈谈。我想我一个80多岁的人，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宇宙的看法，以及对于他周围的事物的看法，一定跟年轻人有很大的差别。我自己在这一点上觉得我又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是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只是物质的环境非常困难，最重要的是对于前途没有信心。你也可以说当时大家是努力而且通过自己的历史上讲起来我是做了许多事后看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在当时，我们不敢问前途是怎么样的，这就是陈寅恪先生的诗里头所描述出来的情绪。今天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民族是在以极速的速度在发展。不管是经济方面，或者是学术方面，或者是人文方面，都是在每天进步。一个人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感受到他所关心的文化是在向上，这个我想是极大的信任。我想你们去看陆游的诗，你看了陈寅恪的诗，你就知道这个信任不是很多人有的。你（我）如果讲近代大家也许知道，“拉普” 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人。他是中美洲出身，一个印度裔的人，后来长期住在、现在还住在英国。可是后来他到印度去访问，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你如果去看他所写的关于印度的前途，印度的现状跟他（它）的前途，这所反映的他对于整个世界的前途的心态，你就会了解到在这一点上我又是非常非常之幸运的。

        2、杨先生作为五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之一，您怎样看待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或者说中国大陆现在的大学教育？同样有物理系的同学问，杨先生当年您考取公费留美的留学生，使您事业蒸蒸日上，如果没有出国还能达到这么高的高度吗？如果不能，请您谈谈目前国内教育科研体制的不足在什么地方，怎样解决这个不足？

       杨先生：我刚才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到芝加哥大学以后，我就发现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学的重点跟我在芝加哥所体验到的物理学的重点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分别今天还存在，也许比那个时候分别少一点，不过还存在。至于说这个存在，就是这个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哲学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不管是学校的领导，还是老师，或者是同学都非常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差异，这个教育哲学的差异，这个其实还不只是大学，从中学、小学就开始了。这个差异是不是一个，比如说是到今天为止，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产生诺贝尔奖金的成绩的工作的基本的道理。

       这个问题我知道大家讨论的很多，我自己的看法我曾经也在报纸上有过一些讲话。我想只讲两点，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我只总结一下讲两点。第一点是对于中国大学以前有的工作的评价。那么在这上面有很多的讨论。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大家同意，全世界都同意，对一个大学的成绩的评论，需要有三个方面的讨论，一个是本科教育，一个是研究生的教育，一个是对社会的贡献。

       从对本科生的教育跟对于社会的贡献，这个两方面来看。我认为中国的一般的大学是非常成功的，是比，比如说是美国的平均的大学成功。这个是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这个讲法。我认为我的讲法是完全正确的。你如果看一下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中国有最近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这个当然其中的因素很多，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建国以来几十年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了千千万万的人才，没有这些人才不可能有这个速度的高速的成长。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事情。假如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我曾经讲而且我坚信，今天的中国大学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比如说是哈佛，比如说是普林斯顿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来得大。这个其实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是在一个从零开始向上，这个里头所需要的人才非常之多。这些人才哪儿来得呢？就是这些大学所训练出来的。美国是一个已经很稳定的，发展了很多年的，所以他，当然哈佛大学他的毕业生，普林斯顿的大学毕业生对于美国社会有贡献，可是他这个贡献的重要性在美国的历史里头不能够跟中国大学的学生的贡献来比。至于说这个本科生，这个本科生（教育）训练出来的学生到美国去念书，就是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承认中国的学生非常好。那么你比如说最近在上海，听说有一个世界大学的校长的会议，听说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就说中国大学训练出来的本科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一件事情。

       至于说是第三点，另外一种就是对于研究生的教育，那么这个，当然是中国还差很大的一个距离。我就从这一点上转到第二点，为什么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本土上有得到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现在大家讨论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人认为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对，或者说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学校的行政是乱七八糟，有许许多多弊病。你比如说我的朋友丘成桐，我跟他的关系很好，他是一个大数学家，他对近来的数学的贡献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他在这一点上跟我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大学简直是坏的不得了。这个是他在报纸上还有访问上有很多。我对他的这个讲法是完全不同意的。那么我怎么能回答说是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在国内产生诺贝尔奖金的工作呢？这个回答其实很简单。因为很多人在批评清华、批评北大，说你清华北大每年每个学校拿了18个亿的经费，怎么你就没做出世界第一流的工作？您应该这样个看法，你看美国每一年对于科技发展所（做的）投资，而且这个投资又乘上50，因为这不是一年两年是50年的工作，把这个50年乘上每年的投资，你要把这个拿来跟这个18亿人民币比，这个18亿人民币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换句话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最成功地、前沿的科技的工作（是）不能够一天两天你急于求成的，这是需要慢慢地来，需要有传统，需要有大量的经费的支持，需要有大量的改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的生活。这许多现在只是慢慢在做，可是一直还没做到。因为中国刚刚开始时候太穷。所以我认为我自己对于前途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

       当然你也许问是不是因为杨振宁你年纪大了，你刚才说你对于前途的看法是总体讲起来是乐观的，所以你在这一点上也太乐观一点了。我想不是，我觉得我讲的话是实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认识很多在美国的华裔的学者，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你看，你在每个学科，你去找那美国的专家你问他们对于华裔学者在美国的成就，那都是认为这是绝对是世界上能够跟任何人看齐的。所以，我觉得我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3、尊敬的杨先生，您很热爱文学音乐，这些对您的人生，对您的物理学事业有什么影响？谢谢！

       杨先生：我想，人生是很复杂的，每一个人他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趣味都与他所发生兴趣的方向，跟他所涉猎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我想对我自己我很幸运，我东看看西看看，觉得很多东西我都很发生兴趣，这个我想是很幸运的。不过，当然世界很复杂，有的人是跟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家晓得的陈景润，我认识陈景润，他就是对别的东西都不发生兴趣，他只对他的数论发生兴趣。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另外一个例子是吴清源，吴清源大家晓得是20世纪公认的最伟大的围棋天才，我见过他几次。你看他的自传，尤其看，听说最近有一个新的电影关于吴清源的，我还没看过这个电影，不过很显然那个电影所要描述的吴清源是一个对于别的事情都不发生兴趣，（只）专注于他所特别有浓厚兴趣的围棋。所以，我想你刚才所问的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人的回答不可能是一样的。

        4、杨教授您好！欢迎您来为我们做演讲，请问您认为在中国大学快速发展的今天，作为我们大学生是否有必要去美国，像你当年那样去寻求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吗？

        杨先生：我想，当然绝对不会是必要的。这个我想与每个学科也有关系。我想平均讲起来，到美国去是可以吸取非常有用的新的信息。事实上国内很多的研究所以在国际上平均起来不能赶上国际水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因为科学的前沿发展得很快，如果你信息知道得晚两个月，你就会吃很大的亏。所以，在这点上，你到外国去，尤其是到美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我在清华前些年有一个研究生，我很快就同意，因为他书念得很好，就同意他应该读博士学位，很快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做博士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决策）。

       不过是不是到美国去是必要的，那我想当然不能说是必要的。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我曾经回想我自己的经验。我想我一生所做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叫做宇称不守恒，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李政道跟我在1957年得诺贝尔奖金的工作。可是我还做了另外一个工作叫做“规范场”。那么今天我想大家公认而我自己也完全同意的，规范场的工作比宇称不守恒远远地重要，因为它更广、而且它的影响更深远。所以，我就曾经问了我自己，假如我1950年回国，我会不会做这两个工作？这个回答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之下，我不可能再，假如我1950年回来，我不可能做出来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工作是要随时跟当时的实验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知道实验出了些什么新的结果，然后赶快去想，这个前沿的竞争非常之激烈。假如我回到中国的话，不要讲那个时候，就算是今天你可以通电话，这个还是要迟一步。那么我想，不可能很能够在那个激烈的竞争之下，做出来当时李政道跟我在美国所做出来的工作。

        可是关于规范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假如我到1950年回来的话，我现在想想可能我的规范场工作比在美国1954年做出来还可能能够来得早。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个规范场当时大家都不注意这东西，是我在那里自己去搞的，那么我把它们弄过来我也可以自己去搞。事实上那个规范场工作1954年在美国发表了以后大家都不理。这事一直到了70年代。大家不理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跟实验没有能够联系起来，那么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联系起来。如果你说我那个重要，它重要性在哪儿呢？那个重要性就是我看出来的。说当时虽然我不能把它跟实验连起来，可这个东西的结构，还有基本的妙的地方，这个应该发现得出来。那么这个呢，假如我回国的话，我完全更发现得早，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再做那些别的东西了，就像刚才讲，这个“宇称不守恒”这一类的问题我回国后就没法做了，所以有可能更关心（专心），那这就回到了别人、外国人不太注意的东西，那我可能做出来更早一点。

         所以，这个复杂的回答，我想一般讲起来，我想多出去，对于国外的情形多一些了解，平均讲起来是有好处的，可是绝对不是“绝对必要”。（整理稿发在《东南大学报》2006年11月10日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