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母校 怀念老师（节选）

□ 张培刚

　　武汉大学于1930年秋冬间迁至新校址珞珈山。我在预科学习一年半后，就顺序进入本科经济系，1934年6月毕业。从预科起，我在武汉大学求学时间共有5年半，为我的学术生涯打下了重要基础。

　　我进入武大时，校长是王世杰先生，代理校长由王星拱先生担任；王世杰先生调任教育部长后，王星拱先生正式担任校长的职务。记得法学院院长是皮宗石先生，后来由杨端六先生继任。

　　当时武汉大学，仅有理科和文科，工科尚未招生。全校学生约500余人，学生人数最多的要算经济系。我们班上的同学共有20余名。新创办的武大，富有朝气，校风纯朴，各系大都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主教，在国内名列前茅。

　　我读法学院经济系。法学院下设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师资优秀，阵容很强。老师们教学认真负责，各有特色，使我受益良多，影响深远。

　　我在武汉大学读文预科和本科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是数学、国文、英文，还有论理学（亦称逻辑学或名学）；此外，还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和一门理科课程。

　　数学从文预科到本科一年级，都是由副教授程纶老师讲授，他讲课朴实清楚。由于我本人对数学有较好的天分和特大兴趣，在中学时通常做练习总是赶在老师讲课进度的前头，根底较好；所以这次报考武大插班虽然跳越了一年半，但我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加班加点，很快就补上数学课的跳越部分。大概经过半年到一年，就基本上赶上了进度。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主要是讲授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后来解析几何提前列为高中课程。

　　英文这门课，我在读文预科一年级时，是张恕生老师讲授；张老师体形魁梧特胖（可能是高血压，后来不幸早逝），发音清正，教课得法，对作文要求严格，是一位好老师；只因要求过严，且批评学生时语中常带讽刺，有些学生不喜欢他。在文预科二年级时，英文课老师是文华大学（后来改名为华中大学）骆思贤先生。骆老师长年在教会大学里工作，英语讲得流利，教课简明清楚。到大学本科时，经济系的基础英语课老师是哲学系胡稼胎教授。胡老师讲英语是一口“伦敦标准音”，引起学生们的浓厚兴趣，也大开其眼界（实际是“耳界”）。我们都很顽皮，比如“Which”一词，按“韦氏音标”读法，我们故意译为“晦气”，而现在按伦敦口音（或“国际音标”）读法，又故意译为“围棋”，这里“h”是不发音的。胡老师讲课严肃认真，不但注重作文，而且非常注重英文的修辞学。　　英文课的张、骆、胡三位老师，教课认真负责，讲授得法，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使我当时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回忆起来上面几位老师讲授英语，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大量阅读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短篇文章或传记文学选读，如莫泊桑的“项链”、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弗兰克林的“自传”选读等。第二，反复讲清“语法”中的疑难部分，特别是时态和前置词的各种用法。第三，强调作文和修辞。记得从大学预科到本科一年级的三年内，所上的英文课，几乎都是每两周（至多三周）要写一篇作文。当时同学们被逼得真有点儿“敢怒不敢言”。但后来同学们都认识到这些作法是正确的。大约10年后，1940年暑期，我在昆明参加清华庚款留美公费考试，英文这重头课，一个上午就只考一篇作文。这时，我内心更加钦佩这几位大学英语老师高瞻远瞩，教学得法了。在大学本科上“基础英语”课时，我读到英国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一篇有名文章，其中有两句我特意译成押韵的中文：“多读使人广博，多写使人准确。”自后我也一直把这两句话作为我的“求学座右铭”。

　　预科的国文课，主要是鲁济恒老师讲授的。鲁老师当时是湖北省有名的国文老师，我在读省一中时就已闻其名。鲁老师为人和蔼慈祥，两眼虽高度近视，但讲课声音洪亮，神情激昂，诲人不倦。教材以古文为主，亦有白话文章。作文每月一次到两次不等。记得1929年春季入学后不久，第一次作文课题是“论文学之创作与模仿”。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又很重要的题目，一下写了三、四千字。文中谈到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其中的几条我很赞成，但有一条“不模仿古人”，则表示不完全赞成。我写道：“今人有好的，我们固然应该学习和模仿；但古人有好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模仿。”“不能因古而弃善，亦不能因今而扬恶。”不久，发还作业本，鲁老师在班上对我本人大加夸奖，并公开宣布给了95分，是班上最高分。待我打开作文本，只见鲁老师对上面几句文字，用红笔浓圈密点；文章末尾还有一段评语，最后两句是：“文笔如锐利之刀，锋不可犯。”可见我不赞成“不模仿古人”，是完全符合鲁老师的心意的。

　　谈到大学时期的国文课，我还要特别提到中文系刘赜（博平）教授。博平老师早年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当年武汉大学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良好的校风和教学惯例，那就是“凡属本科一年级的基础课，不论是为本系学生开的，或是为外系学生开的，都必须派最强或较高水平的老师去讲授”。所以当我到了经济系本科一年级这个大系的班次时，学校特委派刘博平老师讲授国文，仍派程纶副教授讲授数学，又专派生物系台柱之一的何定杰（春桥）教授讲授生物学（当时按学校规定：文法科学生要选读一门理科课程）。博平老师虽然刚来武大不久，学生们却早已经知悉他是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真传弟子，对说文解字、声韵训诂之学，造诣极深。他和后来的黄焯教授一道被学术界公认是章（太炎）黄（季刚）训诂学派的主要继承人。博平老师为人谦和，讲课认真细致，当时为讲《文心雕龙》及其它古籍书刊，旁征博引，字字推敲，引人入胜。博平师又常曰：“吾推寻文字根源，每于一二字用意穷日夜，仍难得其声、义所由之故；泛览文史，辄日尽数卷，宁用力多而畜德少耶？然吾终不以彼易此。”博平师的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使我终生引为典范，受益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