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片段

伊·爱泼斯坦 文 沈苏儒 译

 如同其他记者一样，我有时去拜访他。我当时年轻、不成熟（我还没有满二十三岁）。他总是耐心而又热情地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话有力、清晰、严肃而态度却又非常活泼，没有书生气、从不敷衍了事，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派助手来告诉我各种事件和动向，使我对形势不断有新的了解。

 记得正在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将出任军长的叶挺在武汉，周恩来同志介绍我去访问他。这次访问的报道后来在国外被广泛采用，并成为研究新四军军史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重庆，当抗日统一战线屡次遭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重破坏时，周恩来同志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一次，我同其他外国记者会见他时，他正患重感冒，嗓子哑了，两眼因为熬夜，布遍血丝。我对他说，你不应该总是每天工作16到24个小时，应该去休息和养病。他听了非常生气，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对我生气。对他来讲，革命和人民的需要才是第一位的。

 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妄图消灭所有革命的、进步的武装力量。周恩来同志机智无畏地进行斗争，力求使事件真相迅速地为国内外人士所了解。当时，国民党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全部被扣，他写了题词和诗登在报上，控诉国民党的暴行。他并宣布，如果国民党以“违法”为名要抓人，那就抓好了！

在事变发生之前，周恩来已把可能发生政治危机的有关情况密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她带到国外去并在危机真正发生时公开报道（她把这些情况转告了我）。事变发生后，她很快地这样做了，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始终致力于鼓舞重庆的爱国民主力量。我记得有一次在重庆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他来到了这个非党群众的集会上，事先没有通知，到时也没有惊动别人。大家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他立即成为一场热烈讨论的中心人物。不论对方年龄长幼，他的态度都是那样平等、认真和热诚。 在他的领导下，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的卫士和通讯员都像对父兄那样爱戴他。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保育到文娱晚会。我和另外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文娱晚会，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

 当时国民党不准给八路军及其后方根据地运送医疗用品和药品，实行封锁。他每次从重庆返回延安总要携带一些由“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来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国民党是不能搜查的（“保卫中国同盟”是由宋庆龄创建的，我为这个组织工作）。有时，他把一些体积小的但重要的部件如牙科用的钻头和手术用针放在自己的外衣口袋里。

 1944年，我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我在周恩来住的窑洞里访问他。窑洞里的陈设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放满书籍报纸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