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桥梁

小问题：这篇文章中的友谊的桥梁指的是什么？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日军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

斯诺家中还存放着一些中国人寄存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和玉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了一位联络员来找斯诺，请他帮助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的珠宝、黄金，以解决游击队急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他对游击队员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我是为中国着想。”斯诺说，“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

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找到了肯帮忙的人帮助游击队把珠宝、黄金变卖了出去。

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的人士还没有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颇有些传奇色彩。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

“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诺对日本检察员说。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

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

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1941 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和武装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1960 年，斯诺访问北京，他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希望他的到来，可能有助于建立起一座中美两国的友谊桥梁，他表示：“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971 年，美国乒乓球队出乎意外的被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关系解冻，美国《生活》杂志抓住时机发表了斯诺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斯诺透露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告诉他的话：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这篇文章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死于癌症。

斯诺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末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