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潘汉年当即将此噩耗发电报告给时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当时，正是全国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趋于高潮之时，所以，参与筹备鲁迅治丧活动的冯雪峰（代表中共，不出面）、宋庆龄（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沈钧儒（代表救国会）等，拟通过鲁迅的丧仪，发动一场向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性示威，把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当时冯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决定，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嘱胡联系和组织（陈原《胡愈之》一书也忆及胡生前曾回忆：鲁迅逝世后，“冯说由救国会出面办鲁迅的丧事比较合适——而胡愈老正是救国会的中坚分子”）。胡遂与上海“救国会”领导人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胡愈之《我的回忆》）。

在国统区开展如此规模的活动，显然也是得到了当时苏区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其时，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于10月23日致电中共北方局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中央关于追悼鲁迅的三个文件今日起广播，请接收”（见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三个文件”，即张闻天起草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这三个文件从10月28日起由“红色中华新闻社”全文广播。这个电文还通报了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提出对“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等的8项要求，苏区“在各地及红军部队举行追悼大会”等6项追悼办法等。

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将追悼鲁迅的活动与抗日救亡相联系并借而发扬民族精神，造成“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群众救亡运动，以对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压力，这是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的决策。直接组织这项活动的，在华北是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等，在上海则是潘汉年、冯雪峰以及“救国会”的领袖胡愈之（中共特别党员）等，这就是鲁迅葬仪的背景。

在商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之后，委员会发布《讣告》称：“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随即，从翌日起殡仪馆接受群众瞻仰遗容，而丧事中确定鲁迅的墓地是宋庆龄的建议，即选择在离宋家墓地不远的万国公墓内。

丧仪拾零

行文至此，可以说把话已经说完了。但意犹未尽，还想再说说与鲁迅丧事相关的一两件事。

在鲁迅逝世四个月之前，恰逢鲁迅的精神之师章太炎逝世。当时，其生前友好要求政府予以国葬，以表彰其功绩。于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居正、冯玉祥等出面提请国民政府讨论，当局终于做出“应予国葬，并受国民政府褒恤”的决定，且发表了“国葬令”。但狃于国事鱼烂，这项命令迟迟没有付诸实施，只是拨款三千元用于治丧而已。

同样，鲁迅死后也有要求予以国葬的动议的呼声，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也致电国民党，要求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等，但根本就没有得到回应。那也就是说，对当局来说，鲁迅和章太炎是不一样的，如何不一样？我们从当局那里听不到，但可以从鲁迅生前所写的几篇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窥出一二，即“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其实，即使是在参加鲁迅丧仪的人群中，也有一点风波。鲁迅的出殡是国统区继李大钊北平出殡之后，又一次迹近公开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示威活动。但不同于先前国民党公开镇压参加李大钊出殡的革命群众，慑于鲁迅世界性的文学地位和声望，这次鲁迅出殡国民党只派出特务监视整个行程而已。但在扶柩抬棺时，自己人中却有了意外的分歧：原定是由“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四人扶柩，突然胡风、萧军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章乃器《我和救国会》），因而主张“只能由文艺界来抬，在会上争得很厉害”。最后，“救国会”领袖承让一步，“总算决定起灵的时候由文艺界来抬，安葬的时候由各界人士来抬”（胡子婴《关于救国会的“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鲁迅下葬时抬棺的人中有胡风、巴金、鹿地亘等的原因。

鲁迅生前曾与章乃器有一次会面，是冯雪峰安排的，但“会见的结果并不好”（章乃器），这大概是基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的理解和“两个口号”的余波涟漪，使得鲁迅以及其弟子的胡风们和周扬以及“救国会”领袖都不免有些隔阂。但是正因为“救国会”公开主持了鲁迅的出殡活动，并公开批评了国民党对鲁迅的迫害，加上它积极呼吁“一致对外”，不久就有“七君子”事件的发生。

还应该说的，是胡乔木1984年6月24日致上海培明女子中学的一封信，信中当年曾是该校英文教员的胡乔木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为鲁迅先生送葬的队伍中，培明女中是人数参加得最多并一直坚持到底的单位”（《胡乔木书信集》），这是因为有胡乔木这样的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还有罗叔章等）、“左联”成员组织领导的原因了。

第一篇：悼鲁迅先生—巴金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最远僻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讯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1936年10月在上海

第二篇：《有的人》

臧克家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