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中华民族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勤劳、勇敢、智慧的代表。大禹劳身焦思、艰苦奋斗，因水之力，改堵为导；造井示民，赏功诛恶；纳言所谏，举贤任能；沐首捉发，严以律己。传说，大禹“葬会稽”、“禅会稽”、“朝群臣于会稽”，与绍兴有密切关系。周恩来故乡绍兴，自幼就多次听父辈说过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立志根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以及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刻石颂秦德的故事。

周恩来始终崇敬大禹，热衷于颂扬大禹精神，更是以身示范，践行大禹精神。

以济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天下”，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词汇，它比“国家”、“民族”等词汇有着更为丰富、广大的内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历代的志士仁人，无不以济天下为己任。而大禹堪称为第一人。按古籍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盗”。可见，当时的洪水灾害非常严重。

古籍又载，在四岳推荐下，尧命鲧去治水，“九载，绩用勿成”，“功用不成，水害不息”，舜“观鲧之治水无有形状，乃殛鲧于羽山”。

鲧是禹的父亲。大禹是在父亲治水 9 年无成被杀后接受治水重任的。任务艰巨也是明摆着的，否则，鲧也不至于治了 9 年而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局面，倘使没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有勇气承担这个重任的，禹却承担了这个重任。而禹作出这个抉择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大禹自己说：“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苍生”。由此可见，以济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核心或思想基础是爱民。以天下苍生为念，以为全人类谋幸福为人生奋斗目标，这是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的基本生长点。

周恩来也是如此， 1922 年他在一文中写道：“共产主义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世界上只有共产主义“能使中国民族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于是他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以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1922 年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认的主义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只要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从此，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以共产主义事业为己任的周恩来视国家管理的“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府与人民的沟通和共治。因此，他一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心里时刻惦记着人民，他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

正是基于上述观念，周恩来对人民恃德恃诚，从不高高在上，始终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欺压百姓的霸道作风。他自己总是视民如“天”，对人民怀着一种深深的道德责任感，怀着一种强烈的深厚的感情。在对国家的管理活动中，人民的任何一点疾苦都会引起他的切实关注；任何一点对人民要求的不重视，他都会认为是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对在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粗疏，他都不能容忍。他胸中始终装着亿万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因而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到安排老百姓的生活，周恩来时时处处能够考虑到人民的需要。

周恩来既操劳于国计民生，同时也在许多最细微处为人民着想。他关心人民的行路问题。当他得知北京市市内公共交通拥挤，就自己去乘公共汽车，体验群众乘车的困难，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就是这样以恃德恃诚风化天下，怀民而兴邦。他在管理国家中的这种崇高形象，不是纯形式上的刻意追求，而是与人民心灵相通的内在精神自然流露；不是宗法制度下的所谓“仁德”风格，而是在为最大多数劳动群众谋利益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

“公”和“私”虽然也有其一致和贯通的一面，但在道德领域内，二者大都处在相互对立的状态。“公心”、“私心”的力量消长，决定着人们的道德面貌。“天下为公”历来是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最高目标。《吴越春秋》说，大禹为了治水，无暇顾及成家，以至“三十未娶”，后“恐时之幕，失其度制，……因娶涂山”；至于结婚，又“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婚后 4 天，便告别新婚娇妻，回到治水前线；这一去竟“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以至启生不见父，昼夕呱呱啼泣。”这些都表明，禹为了治平洪水，解除百姓的痛苦，达到了因公忘私、为国忘家的精神境界。

忘我无私，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的突出特点。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周恩来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周恩来 192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 1927 年起，就一直参加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1932 年底他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的临时中央的排斥，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的，他一直赞成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因此，他力主恢复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说：“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战争，还说：“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

周恩来从不突出自己，也不让别人宣扬他。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新华日报》上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我国有的驻外使馆中，挂有他的像，他就让把他的像取下来，只挂毛主席的像。他一再坚决不许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旧居辟为他的纪念馆。

周恩来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工作，是尽人皆知的。仅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他常说的一些话就令人十分感动：“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有急事，随时叫醒我。”

“我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

“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周恩来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他平时对工作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和拖拉推诿的工作态度，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的同志：“绝对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他对核试验工作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6 字方针，也正是他对自己工作的一贯要求。

他在患癌症不得不住进医院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病情十分严重时，他还要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病危时，他还跟人谈对台工作，心系祖国统一大业。

周恩来的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突出的表现在他的光辉生命的最后 10 年。在那“文革”的狂风恶浪中，他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说：“既然历史把我们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以“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忍辱负重，呕心沥血，顶着风暴，极力挽救危局。当时，各条战线的工作几乎都不能正常运转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铁路交通时常中断，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 1972 年，他又查出了癌症，但是，他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使他根本不能考虑休息，反而更加争分夺秒地抓起工作来。他心急如焚地对经委的同志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在他奋力拼搏地抢救下，才使得已经极度恶化的国民经济免于崩溃。

与此同时，他还殚精竭虑，采取多种方式，保护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领导干部、党外知名人士和各行各业著名的英雄模范人物。他自己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人民群众说得好：“周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却又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一生对人民奉献的极多极多，向人民索取的却极少极少。”这是人民对他这样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崇高赞语。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功绩是这样伟大，但他老人家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本色。

周恩来十分注意弘扬我国优秀民族精神。大禹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集中了几千年人们对道德的理想，周恩来十分推崇大禹精神，显然是认同大禹精神，并致力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及其美德，为中华民族创造更新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

周恩来把大禹精神发扬光大。周恩来与大禹的一生都贯穿着公而忘私的精神和爱民为民的思想，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发扬大禹精神，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努力使大禹精神在自己身上充分体现，发扬光大，使自己一生为国除害，为民造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敬佩。

周恩来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传统美德相结合。周恩来的道德观，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他自身具有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精华交互作用的结晶，即大公无私与仁厚纯朴的结合，再加上渊博的学识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作用，造就了周恩来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爱国、为民、公心、无畏、民主、刻苦、勤政、谦恭、刚毅、豁达、平和，他的道德丰满、辉煌而崇高，他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形象是一座巍然丰碑，达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