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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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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故事
我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故事
那是公元1958年至19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现在的教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是苏联赫鲁晓夫撤走专家以及我们的干部们刮浮夸风等造成的,有人对这段历史评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极其严重的窘境,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遭受着最大的磨难。
我那时10——12周岁。那个年代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发生过不少与饥饿奋勇抗争的故事。古书上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可如果没有了食物,谁也不会白白等死的,这个求生存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最令人忍受不了的是春天,我们那时候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青黄不接”了,少年时代的小学课本上白纸黑字印着这个词语。我最盼望着秋天的来临。倒不是因为秋日的天空似水一般清新明净,也不是因为深秋的山谷层林尽染,而是因为秋天的小动物可以暂时填充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
记得在1958年,农村正好进入“人民公社”时期,说句实在话,那一年我们这里是大丰产,可“丰产不丰收”,老百姓都大炼钢铁去了,满地的庄稼没人管,都烂在地里了。到1959年春天,真正的粮荒逼近了。当时的粮食归国家所有,主要供应城市人口,包括工人、机关干部、城市居民等,农民种粱却成了最大的饥饿群体。春天刚发出的树叶都让人吃光了,树梢秃秃的,没了生气。田野里的野菜吃没了,缺少了绿意。大家盼望着秋天,盼望着秋天的好收成,可是又遇到了天灾;即使没遇上天灾,农民也根本没有支配的权利。记得我家那时四口人,生产队长吆喝着分东西,大人小孩争先恐后往仓库方向跑,按人头每人只能分到四两地瓜楂,也就是地瓜蔓与地瓜果实的交接部分,那时候谁家小孩多,谁家饭量小,还好过一点,最苦的是劳力多的家庭,都是大人,需要的热量多,只有忍耐着,日子久了,死人的事到处发生。为了不至于饿死,几乎什么东西都吃到了,譬如国槐(土语叫笨槐)吃了后会得一种全身浮肿的病,譬如麻岗泥(一种白色的软泥土)吃了会泻肚子。
要是人口多的人家,先顾老人与孩子,饥饿而死的大多是壮年人。我清楚记得我的一个邻居爷爷给生产队编苫子(一种盖粮食垛的用高粱秸编成的物品),干着干着一头扎在苫子上就不动了。这样的亲闻目睹数都数不清,咳,悲啊!那时候搞什么“除四害”运动,可不想想,人都吃不上粮食,哪来那么多老鼠?说起老鼠,有件迄今令我痛心的事。我侥幸捕到了一只老鼠,想烧了吃,心里美滋滋的,可到晚上放了学,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就哭着闹着,大人谁也没吭声,瞥见爷爷的脸上一阵黄一阵青的,后来才知道被爷爷烧着吃了,爷爷并不知道是我捕的……
那时我们村里有个公办教师,人高马大,定量很可怜,从原来的二十九斤削到了十五斤,他家成分不好,是地主,他把自己的口粮基本拿到十五里外的家里去了,同样挨饿,只是略微比农民好点就是了。我还清楚记得他买了一个方瓜,煮了一大锅,锅里能照出人影来,就是这稀稀拉拉的方瓜汤,每顿只一小碗,还苦笑着说:“吃了顿饱饭!”而后非常满足地站起来给我们上课。
好不容易到秋天了,地里的玉米长出了嫩玉米骨头,就是刚刚生出来的像棒槌样的东西,还没有粒子呢,有那大胆的小学生偷偷钻进地里,狼吞虎咽地啃上几口,赶紧跑出来生怕让人看见。小孩子还好说,顶多被叱责两句。贫下中农偷着啃一点,也还过得了关,若是成分不好的犯了事那真是大祸临头。可那些所谓的“四类分子”被打成了本来就被歧视的农民中的“贱民”,编入了“另册”,当年也许是最驯顺的人了,他们总是见了人则把路让开,低着头,给人一种奴隶面孔,由于劳动的强度比贫下中农大,安分守己比贫下中农好,所以他们饿死的几率也最高。我们胡同里首先就是一家带着三个孩子的少妇饿死在了胡同口上,那天她是领了孩子去坡里寻找野菜的,可哪里还有野菜啊,人见人拔,再说队里的牲口要放牧。地主富农被管制住了,又对老中农(土地改革划成分时被定为富裕中农的家庭)重点打击,有一个老中农因为偷了几穗谷子,让人看到了,村里召开批判大会,那是真骂真打的,我们村里的支部书记是个复员军人,把自己的军用皮带解了下来,把那个老中农的上衣扒去,轮起来一下一个血印,打累了还不解气,命令这个被打的人的亲属挨个的打,谁不打也不行。当天夜里这个老中农就喝农药自杀了。那个年头死几个人没管的,反正打不死也得饿死,都好不了哪里去!
我从小胆子大,不怕什么鬼啊妖的,可我胆子又很小,从来不曾到地里偷点庄稼吃,即使是一根不长穗的秕子秸杆也未拿过。可我有种天生的奔跑能力,也有一种别人没发现的食物却让我发现了,就是到田地里、岭子上捉蛇虫子(蜥蜴)吃,一回就捕到十多只,然后在地头上挖个窝,点上柴草,烧了吃,弄得嘴唇黑不溜湫的,却非常满足。可能我从小没了亲娘,继母分外悭吝的缘故,逼迫我生出了求生的本能吧?地里的蚂蚱也是我的美味,饿极了就跑到坡里去,一门心思地扑蚂蚱,这几乎成了我的必修课。可是必须到秋天才行,所以秋天是我最盼望的季节,也就可想而知了。特别到了深秋、暮秋,生命的保证更大了,那是田鼠所给予的恩赐。
秋天的田地里、岭子上甚至墓地里都有田鼠洞,那里面有田鼠搬运的粮食,那时候田鼠比人类幸运,人不敢拿地里的一草一木,可田鼠不必遵守中国农民的金科玉律,它们正大光明地与人类争夺食粮。我知道掏挖田鼠洞不是我的发明,可我却把这一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当年有评比,我准得获一个特等奖。
我小时候在继母的刻薄下,经常饿着肚子,就与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也是后娘的邻居孩子伙同着去寻找田鼠洞,一是田鼠可以烧着吃,二是兴许能从鼠洞里弄到粮食。有一天到东面邻村的地里寻找野菜,突然间发现了田鼠洞,高兴地心都快跳出来了。赶紧回家,扛上铁镢,去刨鼠洞,刨到深处,发现田鼠的洞里塞满了大豆,虽然被湿土泡得发了胀,但那忍饥挨饿的年代却是我们的额外收入,因为与田鼠争夺的粮食是可以正大光明拿回家的。我弄了大半书包,回到家,受到了继母少有的夸奖,继母的眼里冒出一道非常柔和的光线,这成了我心里最温馨的记忆。第二天,我又到坡里寻了一些野菜,继母做了一大锅菜豆腐,我总算吃了顿饱饭,心里当然美滋滋的。
不久后我又在离村五、六路的西南方向的豆地头上,发现了田鼠的洞口,匆匆忙忙回家扛了铁镢一阵猛挖,一捧捧的黄豆粒子乐得我心发颤,心想着继母那闪闪发光的眼睛,我可以一两天之内不受气挨骂了,吃饭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再饱餐一顿了,那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啊!可我忘记带盛豆子的装具,天已经黑了,干脆脱了裤子,把豆子装进两根裤筒,用地瓜蔓扎紧裤腰口,夹了肩膀上凯旋而归,虽然光着屁股,皮肤冻得发紫,裤子也弄得脏兮兮的,但我那壮举又搏得继母夸赞了好几声。从小就失去母爱的我,觉得心里暖暖的,差一点就激动地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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