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断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马恩选集》第三卷），p460）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一个预想，其图景有相当大的理想成分，单独从社会发展愈益向着分工具体化、缜密化的趋势来看是不好理解的，而结合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努力发展人的全面的才能，寻求人在机器生产线造成的单一性上的独立地位，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人承担，而每个人只能承担其中一种的局限来看才好理解．马克思在这里说到的艺术，是表现人的创作潜能的艺术，是作为一种实践，一种参与的艺术，而不是代表某个时代的水平，作为“高峰”，作为观照的艺术。马克思认为强加给劳动者的劳动是一种苦役，反之，劳动者以其爱好和能力自由选择的工作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途径，而这只有在摆脱异化的时代，即共产主义时代才能完全办到。但马克思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自由劳动的浪漫看法，他说，非异化的劳动“丝毫也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游戏，只是傅立叶从女店员的眼睛里天真地见到的那种寻欢作乐．真正自由的工作，即以作曲为例，既是非常严肃，也需要极大的努力。”（柏拉威尔著《马克恩与世界文学及，三联书店出版，p394．马克思原文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纲），德文版，p212》显然，单一地以艺术创作作为职业是一种局限，而同时单独以业余形式从事创作也是不够的，这就涉及到有两种种文学、两种文学价值的问题。

　　作为西方符号美学开创者的克莱夫·贝尔也暗示过艺术的另一种价值．他说，“在波依利特先生的圣马丁节里，几十名从贫民区或附近拣来的法国年青姑娘们目前正在进行着惊人的、迷人的、富于创造性的形式创作。不可否认，她们从她们的工作中找到了快乐，他们不抄袭名家；不循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之矩。她们的艺术与原始艺术之区别就像一位法国女店员和一个印第安女人的区别一样，但其独创性与活力却和古代人的作品一样。这不是伟大的艺术，也没有深远引意义，常常是三流的，但它却是纯真的。因此，我们把玛蒂娜学校里的工艺人评为当代最好的画家，而不是艺术家。但是，他们是运动的表现。”（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p195—196）这样一种艺术是难于获奖的，但其中在价值方面也许并不亚于毕加索作品表现的开创精神和创造活力。在参与这个意义上实现艺术的培养人的作用，这些三流艺术的价值与一流艺术相比毫不逊色。实际上，这里就涉及到两种文学艺术及其价值的问题。

　　也许纯属巧合。笔者在撰写此文时适逢第一个国际助残日，电合、电视台纷纷举办了以“平等参与”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屏幕上那些残疾人的表演相当出色。但是，这种“出色”是考虑到他们在身体残疾条件下居然有这种表现而生发的感触，其实他们同健康的艺术家的表演还是有一段距离。如果文艺作品只以外在价值来定夺取舍的话，这些节目就无必要走上荧屏，但如考虑到表现人的精神潜能和创造活力这些内在价值的话，这些节目就很有意义。

　　我们提出两种文学、两种价值的命题，是要提请人们注意到文学除了具有观照性质外还有参与性质，除了有作为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所要求的价值外，还有克服现实束缚，充分实现人的自由，表达人的追求和愿望的价值。而前一种价值只有建立在后一种价值的基础上才是稳固和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