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累与鲁讯

　　1936年10月19日，文坛巨星鲁迅先生病逝，举国上下悲声一片。之后，回忆和纪念文章数不胜数，其中读者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署名为“阿累”者所写的《一面》。这篇回忆文章, 讲的是1932年秋，阿累在内山书店偶遇鲁迅先生，又接受其赠书一事。文章最初发表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1卷5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上。翌年10月，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纪念集》一书。解放后，《一面》编入大学和中学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位“阿累”先生的实际情形并不知晓，简直就是一个谜。早期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参考书与资料，均看不到对作者的任何介绍。就连1988年出版的权威性工具书《现代散文鉴赏辞典》也无奈地写道：“阿累，生平不详。”
　　鲁讯先生的葬仪，由其生前好友和中外文化界进步人士料理，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治丧委员会之外，又成立一个“治丧办事处”的组织，除执行治丧委员会指定要做的各项重要任务外，还负责接待来宾、布置灵堂、收受祭品、接见记者等事务性工作。这个组织由巴金、张天翼、陈白尘、蒋牧良、凡容等三十余人组成。这批人中，绝大部分为外界所熟知，有的人如巴金、张天翼等，早已是成名作家。但这个叫“凡容”的人究竟是谁呢？和鲁迅是什么关系呢？
　　随着对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文学史料的不断挖掘，人们逐渐了解了“凡容”和“阿累”的一些实际情况，但很少有人将其联系起来。实际上，“凡容”和“阿累”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朱凡，原名朱一苇。“凡容”和“阿累”都是他的笔名。朱凡的笔名远不止这些，他用一苇、乙苇、小枵、朱凡容等笔名写了大量的散文、文艺评论、小说等。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阿累与刘少奇、陈毅、陶行知、李先念等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关系和深挚的友谊。 
　　阿累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他在内山书店里见到“鲁迅译”三个字，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阿累在儿子朱雷结婚时，所送的贺礼就是《鲁迅全集》。鲁讯对阿累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阿累生于1909年，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七岁时由家人抱着，挥笔书写中堂，人称神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年仅十六岁的阿累，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罢课游行。1928年3月，阿累考进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科，由日本天皇的弟弟教授日语，语音、词义均极有修养。同时又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在两校学习期间，他勤奋苦学，主攻文学艺术，对教育、历史、哲学、经济学也有涉猎。他熟练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能说会译。此时，阿累十九岁。1932年，受党组织派遣，23岁的阿累化名“王公直”，考进了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这一年，阿累入“左联”、入团、入党、入狱，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详情笔者将另文专述）。一个秋天的中午，天空飘着牛毛细雨，秋风带着寒气，从他的裤管里往上串。等待接班的阿累，为躲避风雨，走进了内山书店，在这里，他与鲁迅先生有了一面之缘。回忆性散文《一面》，写的就是这段经历。由《一面》改编的连环画《鲁迅赠书给青年》至今还在上海的鲁迅博物馆内收藏。
　　阿累从江苏涟水的一个地主家庭走出来，从汽车售票员到三任湖南大学校长，从文、从军、从教、从政，文革中又被打成“叛徒”，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他受鲁迅先生的鼓舞和指引，面对挫折能从容应对，面对逆境能昂首向前。他为人谦和，话语幽默，人们看到的始终是乐观、豁达的形象。1986年10月，是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的日子，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阿累，以重病之躯，写下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回忆与纪念》，详尽记叙了他与左联作家筹备鲁讯先生葬礼的全过程，表达了他对先生的最后敬意。1987年1月8日夜里11点32分，处于昏迷状态的阿累真的累了，他悄无声息地脱身而去，去追随只有一面之缘却终身不忘的“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