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渡金沙江

    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继四渡赤水之战后，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进而调动敌人，乘虚北渡金沙江，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计划，夺取战略转移主动权的精彩军事行动。

　　1935年4月初，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为“调虎离山”，乘虚进军云南，即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前锋逼近贵阳。

　　红军突然兵临贵阳城下，吓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

　　当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在后来回忆说：“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

　　他说：“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竟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

　　他又说：“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

　　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救驾”之际，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判断失误，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边，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的清水江上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清水江的姿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蒋介石果然再次上当。他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于是，他又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实际上，中央红军的上述佯动，既不是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准备开往湘西，而目的旨在调动敌人，为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

　　4月上旬，当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特别是把滇军调到贵阳以东，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主力由清水江地区突然急转南下，兵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越过湘黔公路。接着，以每天行军120里的速度，经青岩、广顺、鸡场、定番(今惠水)、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急进。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计划再次落空。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慌忙凋整部署，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五十三师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孙渡纵队尾红军追击。

　　但是，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更加低落，行动十分缓慢。

　　4月18日，中央红军于白层、者坪地区顺利渡过北盘江。随后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城镇。

　　这时，被滞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曾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的老木孔击溃黔军7个团的进攻，随后又经茅坝、瓢儿井和大定(今大方)以南，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同红军主力南北呼应，协同作战。

　　当时，担任红九军团参谋长的郭天民，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兴奋地说：当我们到达打鼓新场的老木孔时，接到侦察部队的报告：东北面发现敌黔军犹国材部7个团正向西南方向追击我军。我们为了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当即下定决心，坚决打击该敌。我们以第九团从正面迎敌，第八团、第七团位于左、右翼，同时派出第七团第八连，向敌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的来路警戒，以保证战斗的顺利实施。

　　4月4日下午1时许，战斗发起，至黄昏时分战斗全部结束，共击溃敌7个团，俘敌官兵1800余人，缴枪1000多支。

　　他还说：老木孔战斗，是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中转危为安的一次战斗，这一仗打乱了敌人追歼、堵截、夹击我军的计划，使我军得以摆脱敌人，脱离困境。战斗结束之后，我们迅速处理了战后事宜：将缴来的枪支全部架起来，放火烧毁；因俘虏都是些鸦片鬼，难以补入部队，便每人发给3元遣散费当场遣散。当天夜间，我们即离开老木孔，甩掉了敌人，折回头向黔西北前进。

　　4月9日，红九军团由瓢儿井出动，越过大定、黔西间的公路，向乌江上游的三岔河前进。经过4天的行军，走了200多里，于13日下午从容不迫地到达织金县的猫场。

　　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再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他决定集中第二路“追剿”军主力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之间地区。23日和26日，蒋介石连电龙云、薛岳，令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五十三师经平彝向宣威、威宁转进“堵剿”，第三纵队尾追红军，川军1个师集中毕节机动。

　　但是，蒋介石的算盘历来都是靠毛泽东拨动的。毛泽东为打破蒋介石的这一追堵计划，即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疾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疾进。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命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

　　4月27日，红军占领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前锋直逼昆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在此期间，红九军团以急行军速度向宣威前进。

　　宣威和东川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之地。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东川是著名的铜矿区。红九军周毫不费力，先后进占这两座县城，并在这里休息了3天，开仓散谷，将官僚经营的火腿公司的财物也没收分配，扩大了政治影响，获得了大量物资供应。在这里，大批贫苦农民踊跃参军，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仅东川一地，一天半的时间就扩大了新战士一千三四百名。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故事。那是在红军从曲靖向马龙的进军途中，俘获龙云由昆明派出的一辆军车，车内载有龙云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以及宣威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土特产。这些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至今，在民间流传着“龙云献图”的故事，就是指的这件事。

　　红军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云南大部滇军已调往贵阳“听用”，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非常空虚，而蒋介石派出追击红军的部队此时还远距红军3天以上的路程。龙云为此大惊失色。他为保住昆明老巢，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兵力，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4月29日，中央红军兵分二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水流湍急，难以徒涉。国民党军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对岸渡口，成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中央红军在分路向金沙江畔兼程疾进过程中，左纵队红一军团为争取先机，即以先头分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于5月1日到达禄劝。国民党禄劝县县长不辨真假，即将红军先头分队迎接城内，热情款待，并交出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交办的全部军粮款。随后，红一军团又轻取了武定和元谋县城，直趋金沙江畔。

　　与此同时，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以一昼夜行进200余里的速度，于5月3日晚抵达金沙江皎平渡口。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自古以来，皎平渡就是有名的渡口。当时，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而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它特产。因此，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了夺取皎平渡的计划。为加强领导力量，刘伯承亲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抢夺皎平渡渡口战斗。

　　刘伯承与于部团团长陈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商量后，决定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他和宋任穷一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抢占皎平渡口，消灭驻守敌人，收集船只，组织架桥，保证后续部队渡江；陈赓团长率2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20公里的通安镇，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援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红五军团渡江。

　　干部团广大指战员听说中革军委把夺取皎平渡渡口的任务交赋他们，都十分高兴，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次战斗至关重要，是关系红军安危的一次极端重要的战斗，坚决表示将不惜一切牺牲，奋力夺取这次战斗的胜利，保证红军主力顺利渡江。

　　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为了迅速拿下皎平渡渡口，刘伯承吸取了智取遵义城的经验，命令先遣营全部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直奔皎平渡。他们为了争取时间和隐蔽企图，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措施，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路，爬山越岭，急行军，不与沿途敌人恋战，不攻城占地，而千方百计地避开敌军，径直前进。

　　一天傍晚，他们到达沙老树，距皎平渡渡口约五六十里，抓获了一个肥头大耳的民团团丁。

　　“你是干什么的?”先遣营战士问。

　　“我是区公所的，靖卫团(地主武装)的团总让我到江边送命令，要把渡船全部烧掉，防止共军过江。”团丁说。

　　刘伯承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对团丁说：“红军快过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烧船的命令发下去没有?船烧掉没有?”

　　团丁见刘参谋长像个大官，先鞠了一躬，然后恭敬地回答：“没有，我正要去江那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呢。”

　　这时，先遣营又从当地群众中了解到两则重要情报：一是渡口对岸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驻守，只有1个厘金局，还有1个保安队，不过几十条枪；二是渡口南岸正停着两只木船。

　　根据上述情况，刘伯承和陈赓、宋任穷决定由萧应棠率领1个连为先遣队，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彻底消灭对岸敌人。其余2个连和工兵连随后迅速跟进。

　　5月3日夜12点，先遣连抢占渡口成功。接着，他们立即用缴获的2只船，将第一、第二排渡到北岸；第三排留在江边警戒。

　　先遣连上岸后，敌人的哨兵还没来得及盘问，即当了俘虏。接着，他们根据俘虏提供的情况，第一排攻打左边的民团，第二连攻打右边的厘金局。

　　第一排到达民团驻地，哨兵即问：“谁?”被俘虏士兵回答说：“自己人，保安队的。”敌人的哨兵再要问什么，两个红军战士已经勒住了他们的脖子。十几个战士冲进院内，分头向几处房子跑去，踢开房门大喊：“缴枪不杀!”谁知门一踢开，满屋子烟雾腾腾：原来敌人都躺在铺上，对着小烟灯吞云吐雾地抽大烟呢。听见这—，声喊，这些“双枪兵”一一举手缴枪，连喊饶命。

　　第二排到达厘金局后，只听的里面正在“呼呼啪啪”打麻将，他们便冒充纳税人混进去。接着，那些抽鸦片烟、打麻将的保安队员，被红军象抓小鸡一样捉个精光，连保安队长都没能走脱。红军没费一枪一弹，缴了厘金局的枪，还缴获5000元大洋。

　　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委员的宋任穷，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

　　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三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和副营长霍海元率领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12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1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红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红军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里面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红军乘机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红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口，无一伤亡，

　　干部团渡江后，又奉命翻过中武山，打垮凭险阻击之敌1个营，直插通安镇，击溃敌人的援兵，直趋会理城下，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通令嘉奖干部团。

　　5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赶到龙街，准备渡江。但是，由于此处江宽水急，敌机经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没有成功，遂奉中革军委命令，沿江而下，到皎平渡过江。为了迷惑敌人，红一军团留下少数部队和工兵，继续架设浮桥，作出渡江姿态。

　　龙云、薛岳根据这一情况，判断红军主力要由龙街渡江，即一面派飞机轰炸，一面限令其主力于5月8日前赶到金沙江边“追剿”红军。孙渡曾在当时的《云南日报》对记者发表谈话，吹嘘将把红军“追至江边解决”。红军本来就没有架成的浮桥，被他说成“完全炸毁了”，飞行队长竟得到了蒋介石1万元的奖金，真使人啼笑皆非。

　　在此期间，左纵队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因船只少，水流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遂按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外，红三军团主力改由皎平渡过江。

　　6日，追敌先头部队1个师进到团街，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抗击追敌，掩护主力红军渡江。该军团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任务。

　　在皎平渡，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等直接指挥下，只找到几只木船，在当地船工大力支持下，分为两班，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至5月9日，红军两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

　　在此期间，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会泽(今东川)，并由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5月11日，敌第二路军薛岳所部第十三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时，红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追敌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黄镇等创作了题为《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红军战士看了红五军团“猛进”剧团演出的这个活报剧，个个捧腹大笑!演出结束时，红五军团指战员还满怀战斗豪情，高唱：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怕山高路又长。

　　渡过金沙江，

　　打倒狗刘湘，

　　消灭反动派，

　　北上打东洋。

　　（本章节选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实景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