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事

    1925年前后，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等，政治上日趋保守，鲁迅却继续在文化领域作战，他参加了语丝社，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了《莽原》周刊等。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他站在进步学生方面，痛斥“甲寅派”压制学生的罪行和复古主义的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的仗势欺人和流言诬蔑。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 
   他痛悼死难者，总结斗争教训，并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凶,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号召青年要成为真的猛士，跟敌人进行持久的不妥协的斗争。这一时期的杂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向激烈的政治斗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战斗檄文，他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表明鲁迅韧性战斗的彻底革命精神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并充分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鲁迅感到原有的思想武器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从现实斗争中不断接受社会革命论的思想，进一步激化了他世界观中新旧思想的矛盾。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现代文学的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和当时所写的一些书信、杂文，突出地反映了他解剖自己的努力。 
    《野草》写于1924至1926年，共收入23篇作品。它们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又反映了作者追求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内心矛盾和在探索中前进的革命精神。作品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采多姿，既有象征主义的方法，也有类似杂文的讽刺。作者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寓意深远,感情浓郁。但由于环境关系“难于直说”，有的作品意思比较隐晦。  
   为了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和迫害，并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1926年 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出版。他还写了5篇“旧事重提”，后来合以前所写的5篇，辑成散文集《朝花夕拾》出版。这些作品以亲切的笔调，沉郁的感情,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片断经历,侧面地勾划了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在回忆往事和追怀保姆、父亲、师友的同时，渗透着鲜明的爱憎，闪射着反封建主义的怒火，以及对于“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旁敲侧击。他在厦门所写的《写在〈坟〉后面》，对过去的斗争经历和思想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解剖,第一次作出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的著名论断。这表明鲁迅经历多年的现实斗争之后，正在酝酿一次思想飞跃：他鲜明地批判了唯心史观，踏上了唯物史观的门槛。  
  剧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深刻地教育着鲁迅。过去他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知道不然了。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过去信奉的进化论，被彻底“轰毁”了，从此他开始转变成阶级论者。在阴霾满天的白色恐怖中，他无所畏惧地站到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