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闻一多

   我闭上眼睛。时间回到了1930年夏天，我回到青岛。那时候，我是青岛大学英文系的一名新生.开学以后，我想转国文系，我走进了国文系主任的屋子，有好几个人站在那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不行了，人太多了。”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向着同学们这么说，他，就是闻一多先生。
　　“你叫什么名子?"当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他问。
　　“减玻望。”(我是借减玻望的文凭考人青大的。)
　　“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他把我的名字填到一个名册上去。
　　就这样，我就以试卷《杂感》中的:“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人了无底的苦海”的一则，见知于闻一多先生了。
　　以后，我常常出人闻先生的办公室，认识了他的人，才读他的诗。读了他的《死水》，我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慢慢地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挟着自己的诗稿，向他请教，结果我毁掉了那些诗稿;听过他的意见之后，我动摇了对另一些诗坛先生们的崇拜观念。
　　我觉得，我像一个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为可口。今天，我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胃口。
　　那时候，他是我们学校的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他给我们上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和英诗。记得有一次在英诗的课堂上，正讲六大浪漫家之一柯尔律治的诗，他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吃着烟，喝着茶，也无妨同样吸一口鸦片……”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两腮瘦削，头发凌乱，戴一副黑边眼镜，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
　　渐渐地，我从他的办公室，走到他的家里去，而且，越走越勤了。他住在大学路的一座红楼上，门前有一排绿柳，我每次走进他的屋子，就有一种严肃的感觉，也许是他那四壁图书，和他那伏案的神情使然的吧?
　　笔总是秃的，墨水瓶总是干涸着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死水》里的诗篇)总是那样凌乱。仿佛是表示:我的心不在这上边;仿佛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前诗中结句)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个本子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的朋友也特别列了目录，题名:《杜甫交游录》。还有一个抄本，唐诗摘句，至今还记得上面的一个句子:“蝇鼻落灯花。”
　　一开始谈诗，空气便不同了，他马上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诗人。我吸着他递给我的“红锡包，’(他总吸红锡包烟)。他嘴上也有一支，我们这时不再是师生，我们这时也仿佛不是在一间书房里了。我在《炭鬼》一诗里把挖炭夫的眼睛写作“像两个月亮在天空闪烁”，他很赞赏，说一位美国诗人把矿工额上的电灯比做太阳，马上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来，翻来翻去，把那个句子找了出来。
　　陈梦家跟闻先生来到青岛大学，帮他工作，有时候，我们三个也在一起谈。梦家的诗在天上，我的心在泥土里，往往谈不大拢，可是我从梦家那里得到了许多益处。梦家的诗融会了闻先生同徐志摩的风格，而我自己在形式上也受了他们的影响，特别是闻先生的精炼、谨严的作风。当我同梦家大量生产诗的时候，闻先生已经很少动笔了。
　　“闻先生多写点东西给我们读呵。”
　　“有你同梦家多写已经很好了。”
　　“您的《红烛》我也找来读了。”
　　他的脸一红，“不要提这本书吧，它是我‘过继夕出去的一个儿子。"
　　显然，他很爱他的《死水》—装订那么考究，封面那么严肃，校对那么认真，内容形式那么方正而具有特色的一本新诗。他曾经在大礼堂里公开演讲过这些作品，他在桌面上拍着拍子，眉飞色舞地朗诵:
　　“老头儿、和担子、摔一交。
　　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
　　《死水》，我几乎全能背诵，我用它滋养了自己，也用它折服了许多顽固的心。从这本诗里，我认识了它的作者—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的诗人和隔着大洋对未来的中华寄出无穷热望的一颗心。他爱祖国，而祖国给他的却是痛心;他希望将来，而将来只给他失望。
　　因为“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在“新月派”之外，他又被加上了另外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头衔。他不好辩护自己，正好他不好表现自己。
　　这时候，我的诗，他是第一个读者;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诗，也是他拿去的。有一个暑假。我从故乡把《神女》寄给他看，寄回来的时候，在我自己顶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有了红的双圈。我跳了起来!
　　徐志摩坠机惨死了，许多人写了追念的文章。我间闻先生，“你是他的好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
　　从徐志摩谈到“新月派”，谈到《新月》创刊的情形和他个人的主张。他说，《新月》到后来的一些倾向，是和他的初衷距离很远的，但他也不表白。从这些谈话里，我看出了他对人生和对文艺是一样严肃的。
　　1932年夏天，学校里发生了学潮，是为了考试制度订得太严，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在闻先生身上。学生包围了他的屋子，他泰然；有些卑鄙的人在报屁股上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
　　他同梦家在极不愉快的心情之下，同登泰山，归来后，去看他，他很平静。这年暑假之后，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来信上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定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已，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已经够了。”
　　以后只通过很少的信，闻先生除了书本以外对什么都懒。全凭信联系情感，这情感已经是很可怜了。
　　1937年夏天，我因事到了北平，六月底的一天，我到清华园去看闻先生。他住着一方楼，一个小庭院，四边草色青青，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
　　“唔!”他把笔一掷，站了起来，有点惊喜的样子。
　　他把一支烟递给我，也还是红锡包。
　　“你看我现在又在搞这一套了。”
　　还是那样的大本子，大本子上抄的不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
　　“我在弄《诗经》，《楚辞》，史前史，牵连到的一些神话，我也很有兴趣。”
　　“写过诗吗?”
　　“完全成了门外汉，朋友们的东西，你的，之琳的，还读一读。”
　　“想看梦家吗?他离这儿不远。”说着就要去抓电话筒。
　　“不，闻先生，有病人在医院里，再一天，还想约闻先生一同到街上去摄一张影。，’
　　“好的，那么你随便什么时候吧。”
　　“你知道梦家成了重要的考古学家了吗?’’忽然，他大有意味地笑着说。
　　各地发掘的古董，多半邀请他去鉴别呢。”
　　“他先有才气，一转向，就可以得到成功.”
　　“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出好诗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诗磨得又尖锐又精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