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多年来，连于敏的名字都是绝密。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现在离1988年又有10多年了，许多原来不可以透露的秘密终于解密了。
　　日前，记者在于敏的家里见到了于敏老人。今年79岁的于敏告诉记者，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很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以后，还一直关心中国的核技术。如今还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顾问。
　　于敏笑着对记者说，他是一名“国产土专家”。1926年8月16日生于天津市。194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物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毕业后，经过了许多的周折，后来，被彭桓武、钱三强相中，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颠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的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于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国，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朴素诚挚的爱国心，一直是他的精神动力。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1957年，以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朝永振一朗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昼夜苦读。很快，他进入了“角色”，显示出杰出的才能。1965年10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半，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
　　正是由于在中国氢弹研制中的突出贡献，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听众朋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中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衍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中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他说，“我国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国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国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个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