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在全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总参也和全国一样，冤假错案甚多。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总参的亲信以人划线，把一些来自第一野战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的线上，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划到邓小平的线上，来自第三野战军的干部划到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的线上，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二月逆流”错案，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并株连了老帅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二月兵变”冤案，使贺龙元帅遭到残酷迫害；所谓的“八二五”事件，更是无端地株连到了王尚荣等一大批老同志。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李达、伍修权、王诤、孙毅等老同志，也先后遭到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动等残酷迫害。在“文革”期间，仅总参机关就有1600多人受到审查和批斗。

　　林彪、“四人帮”在总参制造的冤假错案，严重地挫伤了总参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大家的思想普遍处于压抑状态，许多干部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冤假错案不平反，广大官兵的积怨不能平息，总参全面建设的步子就迈不开，一切都无从谈起。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务之急。

　　面对众多的沉冤积案，曾经身受其害的邓小平同志心急如焚，呼吁尽快平反。他当面向我们交代：“总参的冤假错案不少，你们要积极主动，抓紧平反。要不等不靠，看准了就干起来。也可能与此有牵连的人会想不通，但等这些人想通了，就什么事都耽误了。”

　　有总参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我们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落实政策办公室，对每一个“专案”材料开始认真核实鉴别。我们对办案人员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件都要证据齐全，每一个事实都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能出一点纰漏，不能让一个同志受委屈。

　　桩桩冤假错案令人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诬陷贺龙历史上企图“叛变投敌”。康生、叶群亲自策划和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对贺龙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等，并搜集新中国成立前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这伙人还非法关押贺龙的亲友、部属，搞刑讯逼供，然后将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拼接、剪辑，制造伪证，把罪名强加给贺龙。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元帅就这样蒙受冤屈，被迫害致死。

　　有的案件实在离奇：总参某部的一个干部不小心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划了一痕，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位干部的小孩，年仅五六岁，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即被打成小反革命。类似喊错一句口号、写错一个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事，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看了这些材料，感到既可气又可悲。总参党委要求办案人员，对类似这样的案件，要坚决平反，彻底平反。对实践证明是诬陷不实的，结论不正确的，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谁批准的，都一律改正过来，一点尾巴不要留。要给干部以清白，还历史以公道，让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有的案件是由红头文件定性的，有的是经过当时的中央领导亲笔批示的，有的是目前还在领导岗位上的某某人拍板的，要把它翻过来，难度不小。小平同志给我们鼓劲说：不要管那么多，先平了再说。在他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8年12月29日，总参党委经过认真审议，作出了11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

　　12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为体现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情感，总参党委决定，把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张爱萍、李达及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等同志请上主席台。大会由杨勇主持，首先向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沉痛默哀，然后由我宣读总参党委平反冤假错案的11个决定，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薛明代表受迫害的同志发言。她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全场同志悲愤交加，许多人痛心落泪。会上充满了对林彪、“四人帮”的义愤，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同情。大会宣布为蒙冤受屈者彻底平反，全场欢声雷动，人心大快，许多人喜极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