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启示录

新华网 2003-04-21 10:48:17 作者: 西风剑客

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悄悄地来到世界，来到中国，传播着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非典型肺炎，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100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搞得人心惶惶。它的出现，它的危害，以及人们对它的反应，政府官员对它的反应，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问题。 

2002年11月，非典型肺炎病例在中国首先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并造成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但是，由于它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因此在其传染初期没有被列入传染病管理工作范围，从而丧失了最佳防治时间。显然，这是我国传染病管理工作及其指导方针的一项重大失误，即仅仅对已知恶性传染病（鼠疫、霍乱、伤寒等）实施监控，而对新型恶性传染病则没有相应监控措施。此外，在社会转型阶段，本应特别加强对各种传染病的监控（包括对生化武器袭击的监控），但是卫生部明显对此掉以轻心，原有的卫生防疫部门甚至被取消或任其自生自灭。凡此种种，卫生部官员难辞其咎。 

与此同时，媒体没有承担起对政府部门工作（特别是对工作失误）进行监督的责任，也没有承担起报导国民生存状况真相的义务，从而使民众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相关的疫情信息，并失去了及时保护自己及其周边人员的必要条件（避免去疫情高发区，减少相互传染机会，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卫生防护措施）。 

当然，这里存在着各级政府及其主要官员对新闻传媒的不正当控制等问题。但是，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该下决心解决了。这是因为，社会信息是国民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们原本就属于社会公众所有，而不属于政府官员所有（参见笔者《政府要把社会信息还给社会》一文）。而且，在现代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信息问题上是否公开透明，乃是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诚信的重要标志，并影响着该国的经济投资环境是否可靠。 

由于当地政府隐瞒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去年底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没有被控制在当地范围内，而是在一切如常的2003年元旦、寒假、春节大规模人员流动期间，迅速传播到我国其它省市自治区，并造成严峻的国内外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有迹象表明，引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病毒来自动物。一般来说，人类的传染病，主要经由动物、植物和人类自身传播。经由动物传播的传染病，历史上著名的案例有鼠疫，现代著名的案例则是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频频发生的禽流感，以及英国疯牛病导致的人体感染。经由植物传播的著名案例，可能要算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口伊拉克蜜枣（目的是支持当年的伊拉克反美斗争），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卫生检疫，导致肝炎病毒病菌大范围在中国传播。经由人类自身传播的传染病，包括有意和无意两种情况，有意传播传染病属于细菌战或个人对社会的报复，无意间传播了传染病则属于无知（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一是遭到欧洲移民的屠杀，二是对欧洲移民带来的传染病缺少防疫能力）或政府工作的失误失职。 

疯牛病、禽流感的出现都与大规模饲养技术有关，这种饲养技术把家禽、家畜密集起来，喂养统一制造的饲料，饲料中含有大量刺激生长的激素或类似激素的成分，以及大量的同时适用于人类的抗生素，甚至还包括用家畜本身器官（下水）制造的饲料。在这种情况下，寄生在家禽、家畜的病毒、病菌，就会不断产生新的变种，而这些不惧怕抗生素的新型病毒，非常有可能传染给人类，并造成人类社会对此传染病无药可医的被动局面。也就是说，某些所谓的高科技形成的新的生存方式，可能同时孕育着毁灭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些年来，人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增加了许多新的途径。其一是人们对野味的奢好，这种奢好又以广东人为著（前几个月还流行过吃猫肉）。对此，有人指出，广东餐馆的厨房操作间（包括其它地区的野味餐馆），往往把野生的蛇、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临时集中饲养在狭小的空间里，宰杀后的野生动物残体更是随意地混放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各自有生存范围的野生动物，被人为地混居在一起，从而导致野生动物之间的病毒、病菌发生交叉感染，并有可能形成新型病毒病菌，然后又传染给餐馆厨师和食客（据说，首批非典型肺炎的感染者就有厨师和爱吃野味的食客）。 

其二是饲养宠物的普及化，在城市里养猫养狗的家庭越来越多，人与宠物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变成零距离。但是，许多饲养宠物的人，往往忽略对宠物的卫生防疫管理，脏兮兮的宠物到处都是；更大的问题是随意扔弃活的宠物和死的宠物，从而造成严重的宠物污染。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典型肺炎即使不是宠物惹得祸；但是，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宠物饲养上的种种问题，迟早宠物也会惹下其它的什么“非典”麻烦来的。 

自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员流动就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局面。其一，农民进城打工谋生。其二，社会各阶层的异地工商业和体育、文艺活动。其三，政府大力提倡假日经济、旅游经济，促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内游和出国游。其四，中国人出境、外国人入境的规模越来越大。面对这种变化，政府、媒体，以及官方学者，几乎都在津津乐道其正面效应，却很少研究可能发生的负面效应，例如疫情的传播。 

卫生环境不能独善其身。在中国，生存状况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民主、国民待遇上，当然还表现在卫生环境上。走进北京市或其它的中国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以及城市中心区特别是政府机关附近区域的清洁。

事实上，长期以来，政府在为国民提供卫生环境的服务上和相应的资金投入上，始终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三六九等，有的人生活在卫生条件非常好的环境中，更多的人则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但是，非典型肺炎这种可以经由空气传播的恶性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充分表明卫生环境不能再继续采取仅仅对一部分人独善其身的政策了，而是必须进行公正的全民的全国范围的卫生环境建设，公共卫生必须建立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上。 

目前我国农民、农村的卫生环境，需要国家更多的投入，进行彻底的改变。一是改善现有农村的卫生环境，二是改善进城谋生的农民的卫生环境。与此同时，要重新研究农村城市化途径，除了农民进城扩大已有大城市的规模、建设小城镇之外，有必要考虑农村整体就地城市化的新途径（参见笔者《撤村进市，一步到位――中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整体设计》一文：农民的出路就是消灭农民，没有农村的农业更先进）。 

现代社会需要灵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结构。不久前笔者在BBS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寒暑假该取消了》，意思是说教育领域的寒暑假制度可以变得灵活一些，一是寒暑假可以取消，即使保留其时间也无须固定；二是学生可以自由使用一定时间的学假；三是学校要提供全年全时间的教育服务。 

事实上，如果我国的寒暑假是灵活的，那么为了切断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完全可以在疫情传染高发期，及时实施学校提前放假对策（目前已有部分城市采取临时放假对策）。 

我国许多地区的政府官员在非典型肺炎爆发流行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或失职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官员的不称职，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官位和利益，而不是关心民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保住官职、攫取利益上。有鉴于此，在选拔任用官员、公务员的标准上，应当选择奉献型官员，而不是索取型官员，让那些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民的人来承担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成立反特种部队的机构。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赢得对伊拉克的战争，除了信息领先、武器领先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使用了大量的特种部队。所谓特种部队，实际上就是武装间谍或国家恐怖组织，他们不择手段地对其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情报侦察、捣乱、破坏、绑架、暗杀、散布谣言，其中也包括使用生化武器（包括基因武器）。 

对于中国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当然不能排除敌对国家的特种部队活动的可能性。事实上，类似的威胁可能会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必要立即着手成立反特种部队的机构，其职能和手段要比国家安全部更广泛更有针对性，特别是要拥有在和平时期或者没有宣战的战争时期，能够高效应对生化基因武器破坏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我国的普通民众，也要增强抵御敌对国家特种部队危害的意识和识别能力、应对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