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三十年，我的阅读（续二－－报告文学阶段）

报告文学阶段

报告文学相比中篇小说，在表达上更上层楼，是文艺作品为大众服务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批报告文学作家，以“后二十年思想家”的整体阵营，大胆地，深层次地、全方位地、自我感觉良好地干预生活了。随后，作家在火热的生活面前，退后了，

这个时期，大约从1985年开始，我已经大学毕业，开始进入报告文学干预的社会。现在我仍然能够记住的这个时期的作家，有贾鲁生、苏晓康、陈祖芬、祖慰、戴晴、罗达成、孟晓云、钱刚、刘宾雁等。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保守与改革、理想与现实的全面撞击阶段。伴随着社会综合动力结构的深刻嬗变，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大胆突破既定条框，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丰展的话语空间和日益激越的文本活力一度遥遥领先，展现着时代的巨变。

报告文学“世纪末的辉煌”，显然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特别是新启蒙运动在文学上的敏感反应。它和新启蒙运动提供的思想、思潮、文化、科学进行全方位的跨领域渗透，文学界和思想界、科学界的无障碍沟通与交流、互动，直面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但它又绝不是“坐看潮起潮落”，而是以弄潮儿的姿态兴腕底烟云，为我等青年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大餐和精神享受，和改革开放时代共同高高树起了跨世纪的精神丰碑。

报告文学的人类意识、自省精神，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的敏锐性、开放性和精英意识，使报告文学能够捕捉到来自整个改革开放所面对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的种种显性或隐性提示，并迅捷而直率地发出预警和规谏。它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强烈的责任感，它的诚挚、全面和富有深度的表现手段,让它在反应时代大变革的这个黄金时期，获得了的报告文学的最佳效果。

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作家便容易“出轨”，容易在擦边的时候下网，他们在中国的“下场”总体上不如小说作家。报告文学又称写实文学，我们提倡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并不怎么提倡写“阴暗面”，所以，报告文学之后，中国的新文学便进入了另外的轨道，但是，已经读过了，虽然今夜你看不到她的泪水，但今夜她美丽绝伦。

在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激烈冲突的改革时代，报告文学始终处于冲突、融合的过程之中，正是它在“新闻性”与“文学性”、“文学性”与“政治性"”、歌颂与暴露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激烈冲突，报告文学才得以发展、进步、才走向融合、新生，同时注定了它的生存，本身并不仅仅是文学性的。

在我的报告文学阅读目录上，以下的是我不能忘记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他们不肯遗忘》、苏娅和贾鲁生《坎坷十四年》、《谁来承包中国》、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黑话》、《性别悲剧》、《花环与锁链》、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孟晓云的《你在哪里失去了他》、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韩静霆的《高考考生的父亲母亲们》、、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阴阳大裂变》、罗达成的《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眉毛的《女中学生》、祖慰的《新体验，咖啡馆经理》和《严家其的海马区》、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戴晴的《三峡忧思录》和《上穷碧落下黄泉》、陈祖芬的《理论狂人》、《一个问题的几个答案》、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张桦的《京华建筑深思录》等等。

至于对作品有印象而对作者无印象的如《中学生的情感世界》、《世界大串连》、《京华见闻录》、《中国知青梦》、《百万大裁军》等，及对作者有印象对作品无记忆的阅读，也有相当的数量。

《哥德巴赫猜想》是为知识分子摇旗呐喊的开山之作，陈景润的名字，随着这本书的墨香，激励出成千上万青年的科学理想。可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太惨了，所以整个八十年代，所有的文学体裁的作品，都在呼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的歌颂，直到《中国院士》；

《阴阳大裂变》首开婚姻、家庭及道德批判的急先锋，是当年报告文学作品的“四大之一”。苏晓康1986年的在报告文学领域的冲击，使1986年被喻为“苏晓康年”。但是，正如他在他的这部书写到的那样：“历史常常会在时空流逝的无足轻重的某一点上形成胶着状态。历史撇开它前进了，而这个点，却留下了永久的记忆。”苏晓康在报告文学领域的狂飙突进，最后终于止于《河殇》。其实，从他的《“乌托邦”祭》到《河殇》，都有一个硬伤，那就是对历史的有失客观的认识，也就是后来被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虽然“历史是一个少女”，但并不能由后人将她打扮成“非她”，非要强暴历史的结果，就会被人指摘为缺乏“起码常识”，尽管中国的历史“开始就糊涂，结果还是糊涂”。

《中国的“小皇帝”》率先揭示“421综合症”——独生子女问题，转眼间，这个“1”已经有了响亮的名字――80后。在421阵型中，有人在“4”上做银发公寓，有人在做黄金搭档；而“1”，80后说：“是我们的存在，让老一代的人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现代的人的生活”；那么，421中，我们是4？还是2？但我们有改革时代30年，这是我们开创的时代。

《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对特区建设的探索，其实是改革的一次自我申诉，随后就是“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深圳，那是改革时代的一个结点，三十年后的今天的深圳，中国人均GDP第一个突破10000美元的现代化城市。

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关于中国高考问题的思索》，是“问题忧思录”丛林的大树之一，他的另一部《大饼、油条的挽歌》其实更好看。二十年后，中国社会才广泛重视的民生问题，早就暴露在老百姓早餐和中国传统饮食的危机中了。“民以食为天”，要进入社会的中国青年“以高考为天”，我们经常说“问题能够提出就已经解决一了半”，但二十年前的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多少？

《谁来承包中国》和贾鲁生在此前后高潮迭起的作品，让我明白了许多“肛门拉出的真理”（他的《黑话》）。“黑话是黑暗射向光明的子弹”（《黑话》，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样充满哲理，表现出贾鲁生的锋利和独特。继报告文学后，他在长篇小说《无规则游戏》中，发明出了“有关单位俱乐部”这个比组织更厉害的“单位”，游戏规则。只是如今不再漂流的丐帮，已经建立了集团公司并实施着现代企业治理，所以，读贾鲁生比读苏晓康要快乐的多。

贾鲁生在他的《黑话》中写到：“黑话是语言艺术园地的罂粟，是撒旦发自地狱的呓语”，“历史把黑话变成了一面辉煌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上空”，“这个时代使用语言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黑话明说，明话黑说”。现在再检索一下我们的语言，领导都成了“老大”，妻子都成了“领导”，经济衰退只不过是“疲软”，娱乐都成了“搞笑”，和二十年前相比，黑话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贾鲁生和写小说的王朔，写武侠的古龙，在我的阅读时代，是“流星、蝴蝶、剑”，是“天涯、明月、刀”。

想起报告文学的阅读，就不能不说到两位美国作家对中国报告文学乃至文学之外的影响。第一位，是写《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另一位，是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关于长征，我还想起了黎汝清的《湘江之战》。

 

文学评论盘点

本来我等业余文学的阅读，是和文学评论没有什么关系的，然而，1980年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年代，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争鸣“时代。当有人争鸣你的作品时，说明你的作品有争鸣的价值。

文学评论在我的阅读时代，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而对文学评论的阅读和关注，应该说有“三刘”是值得回味的可忆史。

首先不能忘记的是刘再复，是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可以说，我对文学作品中性格的理论认识，我对作家和评论家的“鱼水关系”，都是从这本书里阅读来的，尤其是他说的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没有托尔斯泰的观点，很是让我吃惊，所以，我一直觉得批评对进步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中国文学进步的缓慢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孱弱有直接的关系，而没有不同意见的统一意志，也是靠不住的。

另一个不能忘记的，就是有关寻根和断根文学的那一场争论，那次让我记住的是刘晓波。这次文学评论的阅读，和那个时期的作品一样，题目就直接说出了问题：《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的危机感》。刊登这篇评论的《深圳青年报》把文章的作者冠以“黑马”的标识，并同时指出这是一种批判性的声音，表现了作者独立的思考和探究真理的勇气，尤其是它说到作者“头脑清醒”，这就让刘晓波对新时期文学的批评，特别是他说的“一批优秀作家开始倒退，越来越让人失望”的现象，让刘一下子被推到了“广大优秀作家”的对立面。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吴重庆的《评“寻根意识”》（当代文坛报1987.3）和蔡翔的《世俗的喧哗》（当代作家评论1987.6），《对文化批判的批判》（当代文坛报1988.11），《比喻式批评的凤凰涅槃》（读书1988.6），都让我从中尝到了我从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品尝到的滋味。

其实，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说三道四、议论纷纷的民族，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也是非常热衷的。不信？那就看看所谓的“红学”吧：几百年前的一个作家写了一部自传体作品，几百年后有上万人靠评论它吃饭。然而，正如红学研究的结果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除了让明白人变得糊涂一样，中国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并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我读过的有限的文学评论中，最后也是最从内心深处打动我的，是刘小枫发表在1998年第6 期《读书》上，他的那篇《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这个让我感动的评论的全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我没有看过《金蔷薇》这本书，至今没有，但从刘小枫的笔下，我知道了《金蔷薇》“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

刘小枫在这部评论中写到：“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

　惟美、理想、爱，这不就是整个八十年代，我们阅读的主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