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鼾声

从维熙

    深夜，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滚烫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

    “没有又留级吧？”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留下了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刊登我处女作的《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情。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从炕上半翘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

    “妈妈，您把报纸拿倒了。”她笑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

    母亲是带着微笑睡去的。我听着她轻轻的鼾声，无声地哭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曲。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果真像她说的那样，由于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我才能睡得踏实，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

    只可惜好景不长。 1957 年后，我再难以听到母亲的鼾声了。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家中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她的苦难重新开始，像孑然一身抚养我那时一样，抚养她的孙子。“文革”期间，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母亲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警觉地环顾着四周。即使是夜里，她也好像彻夜地睁着眼睛。

    我回来，看到她挂着牌子串巷扫街，拐着两只缠足小脚去挖防空洞。“妈妈。”在夜深人静时，我安慰她说，“我怕您……怕您……支撑不住，突然……”

    “没有蹚不过去的河。”她还是这样回答。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这污迹斑斑曲折的路，哪儿才是它的尽头？！

    1979 年的 1 月 6 日 ，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如同鬼使神差一般，母亲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我睡在上铺，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内心翻江倒海，继而为之落泪。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曲。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人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