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遇之恩到精神资源　　　　

———重新解读《藤野先生》

　李宗刚　　

    《藤野先生》作为一篇鲁迅的散文,自从发表之后,就一直很受欢迎,被认为是一篇情感真挚的优美散文。对于其主旨的解读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这篇散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后,更是歧义丛生。有的人认为这“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激越诗篇”;有的人认为它既歌颂了藤野先生的崇高品质,又体现了鲁迅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的人认为它“主要是赞扬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写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次要的”;还有的人认为“歌颂了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但是,这样的理解,由于离开了具体的语境,致使其在解读上有着隔靴搔痒之感,没有切入到鲁迅的内在精神世界中,做出较为符合实际的解读。

    如果我们从鲁迅的精神世界来审视这一文本,就会发现,从知遇之恩到精神资源是鲁迅写作这一文本的动因。由此出发,鲁迅建构了自我精神的坐标:从藤野先生来说,其对鲁迅有着知遇之恩,鲁迅写作本文的动因是对藤野先生的知遇之恩的感念;从鲁迅来说,其作为精神资源又对自己的创作起着积极的支持作用。而至于由此而显示出来的其他意蕴则都是在这一层面上的延伸。

    一、在中国文化中,知遇之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情结,是人的一种潜意识。在人处于困顿或逆境时,或者在人的潜在价值还没有显示出来时,那些或率先发现了其独特价值、或率先予以援引而助其出困境的人,便会被目为人生知己,使其对于自我的价值予以更充分的体认,进而激发起其内在向上的能量。从社会化的过程来看,当人处于弱势地位、其内在价值还没有获得社会承认时,他人对于其价值的体认,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评价,这对主体精神有着提升作用,会使其由此而获得一种社会化的观照,进而使其自我所意识到的内涵得以进一步放大和强化。从而构成人的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我们可以说是期待效应。而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文化中比比皆是。我们所信奉的伯乐,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对于潜在人才的发现,这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诸如志同道合和“知己”等话语,都可以看作这一文化存在的明证。

    鲁迅作为一名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文化人,其心理深处也存在着对于自己的价值体认的对象。这可以从他的《呐喊·自序》中略见一斑:“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人生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使鲁迅绝望于真挚的感情。走异路之后,在社会上所经历的,是加倍地被奚落排斥。没有人能理解鲁迅的人生求索的价值,更没有人赏识鲁迅。这在强化了鲁迅的孤独寂寞的情感同时,也就更渴望于知遇之情了。因此,和鲁迅志同道合的许寿裳,就给了在精神荒原上跋涉的鲁迅以情感的慰藉。

    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获得了藤野先生的知遇之恩的呢?是他人生最为困惑的阶段。大而言之,国家正处在风雨飘零的特定时期,用鲁迅的诗句来说就是“风雨如磐暗故园”;小而言之,个人正处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苦闷孤寂彷徨期。鲁迅在体味到了人世的冷漠之后,又到了日本,更是体味到了弱国寡民的痛楚情感。所以,鲁迅在起首就如此来写这种孤寂: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无意于国事,沉溺于跳舞;仙台的日本学生,则是怀疑鲁迅的成绩,认为鲁迅的成绩获得了藤野先生的援引,鲁迅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同级142人中名列第66名的成绩。这使鲁迅感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①。在这样的一种困顿中,藤野先生对鲁迅伸出的援引之手和知遇之恩,就给了鲁迅的人生以力量,并极大地温暖了鲁迅孤寂的情感世界。这一切对于鲁迅来说,不但是自己的人生获得了一种肯定,而且也实实在在地给了一些具体的支持。对于鲁迅的讲义,藤野先生很关心,派人把鲁迅叫到研究室,把鲁迅的讲义要来,帮助他进行修改。“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藤野先生在此所显示出来的如此负责精神、对于鲁迅的如此器重的态度,的确是令鲁迅感到了一种知遇之恩般的感觉,因此,才会把由藤野先生改正的讲义,“订成了三厚本,收藏着,将作为永久的纪念”。②

    藤野先生对鲁迅的知遇之恩,不仅因为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还因为藤野先生的科学精神对鲁迅的深刻影响。藤野先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上解剖课,时间抓得很紧,一到点就把解剖室的门关闭,使迟到的学生进不来,鲁迅一次也没有迟到过。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点始,午后二时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③这固然为以后鲁迅的弃医从文奠定了基调,但是,从其整个精神来看,正是这莫暇应接的劳作和日必暗记的训练,使鲁迅养成了科学本位的思想,逐步地剔除了自己先入为主的文化本位观念。这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而所谓的“任性”显然就是脱离了科学的求是精神,以自己既有的文化观念为本位,来私自地修正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藤野先生则是用医学中的解剖学的求是法则,纠正了鲁迅的这种自我文化本位,使之调整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严谨科学的精神上来:“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这里,藤野先生道出了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存在,而不是用“瞒和骗”等主观的意念来进行着文学的“描画”,这就为其后来文学切近生活实际,反映生活的本质,而不是粉饰或者修正这客观存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思维方式。这样的一种求是精神,不仅体现在这一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他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的认知上,也是用这样的科学态度。如“他听说中国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④这样偶有使鲁迅感到很为难的事,如果是置于科学的原则下,就会发现,一切的为难就没有必要。而这里藤野先生所体现出来的“看一看”的实践精神,无疑作为一种科学的精神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实际上,鲁迅从事文学,要改造国民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秉承着科学的精神而展开的,这不管其解剖的对象是什么,他已经没有什么“很为难”的了。如果从这里出发,我们还可以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地敬重藤野先生,是因为藤野先生培养了鲁迅的科学精神;只不过这科学精神用在了文学上而已。

    藤野先生正是以这样的一种情怀,进入了鲁迅的精神世界,成了他精神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有着清楚的表白:“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所谓感激,就是自己在人生困顿的时候,他曾经伸出了温暖的援引之手;所谓鼓舞,就是自己在没有获得社会的肯定性价值认同的时候,他曾经以实际的行动给予自己人生以诚挚的支持,从而使其获得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⑤

    过去,对此解释要不被归结为赞美藤野先生的人格,要不归结到藤野先生是中日友好的象征,要不归结到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上。所有的这些解释都没有完全切入到主体的内在精神上。就鲁迅来说,藤野先生已经不再是一个体,而是构成了从知遇之恩到精神资源的符号象征:藤野先生对于困顿中的鲁迅给以赏识和器重,格外地关注着他(把他叫到自己的研究室),并用实际的行动来扶持着他(为他订正笔记,这本不属于其正常教学工作之列,但藤野先生却始终如一地做着),而当同学们误解了他的时候,藤野先生又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使流言消灭了。在别人怀疑鲁迅的独立价值的时候,藤野先生义无返顾地站在了具有正义性的鲁迅一边。这些行动既显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的信任和偏爱,也显示了鲁迅对于这信任和偏爱的无限感念。而由此感念出发,则促使鲁迅以实际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独立价值,回报藤野先生的信任和偏爱,同时也就回击了那些对鲁迅持怀疑和攻击态度的人。因此。鲁迅的创作动力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来自于藤野先生,使其良心发现,并且增加勇气,写一些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而鲁迅所写下的这些文字,不但对自己所战斗的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正人君子”有着直接的回击作用,而且也是对日本同学中的“正人君子”的歧视的回击,是对藤野先生当年的知遇之恩的回报。鲁迅用自己的文学实绩,证明并获得了自己久远的人生价值,这一方面证明了藤野先生作为伯乐之于鲁迅精神上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其同学对鲁迅的猜疑攻击的荒谬无稽。事实上,我们只有把藤野先生放到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来理解,才会发现其作为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鲁迅之所以把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客观上也是起着“使我忽又良心发现,并且增加勇气”这样的功效。而这样的功效,则正是鲁迅的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二、知遇之恩在中国文化中既然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那么对知遇之恩的涌泉相报,则是实践这一文化的重要方式。鲁迅对于藤野先生的涌泉相报,就是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塑造出一个伟大而平凡的人物,小而言之,要借以表达自己对藤野先生知遇之恩的感念,大而言之,要借以表达对藤野先生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所具有的伟大人格的礼赞,并以此把藤野先生纳入到中日文化的大框架中,使之既进入到中国人民的文化视野中,也进入到日本人民的文化视野中,从而把其“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定位到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则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乃至世界,使全人类受益。由此说来,具有这样一种科学态度和博爱精神的藤野先生,自然就获得了自己的独立价值。

    但是,藤野先生作为一个普通的医学教授,尽管“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但客观上“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师因弟子而彰显”,藤野先生这样一个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的人,在构成了鲁迅的精神资源之后,获得了积极的提升,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情怀、为许多人所敬重的人了。这是鲁迅对于藤野先生的知遇之恩的一种独特报答方式。客观上,鲁迅也很希望把自己的这种情感回报传递到藤野先生那里,使藤野先生知道自己当年所寄予厚爱的周君并没有使他的希望落空,这对于藤野先生来说,肯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并因有周君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事实也的确是如此。1926年的鲁迅,已经从当初的困顿而变得通达起来了。他也不再是原来那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而是一个名闻遐迩的文学家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其小说和杂文建构了一个文学世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的鲁迅,从心理到情感,已经都走出了原来的阴影,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尽管鲁迅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⑥,但这并不妨碍鲁迅由文学的成功而获得的巨大的心理优势,作为一个在中国具有着深远影响的文学巨人,他可以毫无愧疚地提笔来表达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藤野先生的感念了。这也是鲁迅为什么没有及时地表达这种情感,而要待到20年后才会以“朝花夕拾”的方式呈示出来的原因。实际上,这种缘由在鲁迅的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离开仙台前,藤野先生把鲁迅叫到他家里去,交给鲁迅一张照相,还说希望将鲁迅的也送他,还要他将来照了寄给他,要他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但鲁迅是怎样的呢?“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⑦显然,照相与否并不是鲁迅没有和藤野先生联系的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状况也无聊”,也就是自己没有在人生中冲杀出一条血路来,人生还处于困顿期,没有什么可以让藤野先生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成就。而到二十年后方动笔,这不仅是一般的回信之举了,而且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感念,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而把藤野先生定位到了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感的人。而这样的定位,就是来自于“状况”已不再是“无聊”了,说起来也就不会再使他“失望”了。而这恰恰是中国文人最为隐秘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处,学生对于老师一般有两种情怀,即对老师的感念和漠然。前者一般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当自己求学师从于老师时,缘于老师对于自己的特别赏识和厚爱,对自己寄予特别的厚望而产生的一种图报师恩的心理倾向,因为老师的这种期望和发现,促成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定位,对于其未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当学生将来有所成就时,就会回过头来要报答老师的厚爱和厚望。这也难怪,因为学生后来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从老师的这一链条开始的,待到学生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回报师恩,恰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像毛泽东在读书时,其老师认为将来国家有难,救中国者,非润之莫属。这样的知遇之恩,自然就使毛泽东铭记在心,并构成了他的精神资源。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把自己的老师请到北京做客,以此来回报师恩。其二是师恩厚重,但学生却辜负了老师的这份厚爱和厚望,自己就会无颜见老师,便会“连信也怕敢写了”。后者是当自己求学师从于老师时,老师对学生并不赏识,甚至还有些歧视或排斥,这样的老师就无法进入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中,也无法成为其精神世界的构成部分,对这样的老师,学生就会产生漠然的情感,如果老师曾经深深地伤害过学生的精神世界,还会引来学生的报复,或者是用自己的成功,来反证老师当年的“有眼无珠”,或者是直接用暴力来报复老师。而鲁迅对于藤野先生,之所以会“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但在前期并没有给藤野先生写信,就是因为鲁迅早期并没有获得人生的成功,对于藤野先生的知遇之恩难以回报,难以慰藉藤野先生情怀,这可以归属于前者之第二种情况;而二十年后鲁迅又提笔写文章,来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感念,便是属于前者之第一种情况了。

    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鲁迅的确是很关注藤野先生的下落,他希望向他直接表白自己的这种感念,使他感到自己当年所寄予很大期望的学生,不仅学有所成,而且已经成了在中国文化界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文学家了。所以,鲁迅在1934年12月2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曾说:“《某氏集》(按:指日本出版的《鲁迅全集》)请全数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⑧。在1935年6月27日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又说:“藤野先生……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五十左右了。”⑨同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版《鲁迅全集》,特派人来上海征求意见,鲁迅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⑩次年夏,增田涉获悉鲁迅病重,专程来沪探望。鲁迅又向他打听藤野先生的情况,当听说“没有下落”时,鲁迅无限痛惜地说:“藤野先生大概已不在世了吧。” 由此可见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感情之深,也看出鲁迅希望能够和藤野先生取得联系,进而以自己的实绩来慰藉藤野先生的知遇之恩,使藤野先生感到自己所曾寄予极大希望的周君并没有辜负自己。

    实际上,当鲁迅获得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之后,仙台的同学的确是对于鲁迅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震惊。如和鲁迅很好的杉村宅朗曾经这样说过:“我二人在一起和睦地学习着”,他“转向文学到东京后一直没有通信,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中国文豪鲁迅的名望越来越高,‘原来是他呀’,使我有点吃惊”。 类似的惊讶,杉村宅朗不止一次地表述过:“仙台医专时期的鲁迅,非常老实。真没有想到成了那样的大人物。”

    有趣的是,藤野先生不仅在世,而且还读到了这篇散文。当藤野先生读到鲁迅的这篇散文时,对于这知遇之恩的涌泉相报,使藤野先生很受感动。而藤野先生之所以对于鲁迅有知遇之恩,从藤野先生的角度来说,一是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的立场。藤野先生曾给鲁迅的同级同学小村茂雄写过这样一封信:“我少年时期,有一位野坂先生教过我汉文,我尊敬中国,也就觉得对那个国家的人也应该高看的……前后外国留学生只有周先生一人,因此我对帮他寻找住处,学习日语,虽我能力有限,却要尽力关心。” 二是藤野先生的善解人意。对于仙台医专只有鲁迅这一个留学生,藤野先生是这样理解的:“他身处异国,若是在东京还有很多本国留学生在一起,可是在仙台,只他一人,我想他一定很寂寞吧。”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说:“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所以,在藤野先生看来,可能是很一般的情感,而在鲁迅那里就被放大到相当深厚的程度了。其实,从藤野先生后来的回忆来看,藤野先生则认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已记不清楚”,对于周君的成绩,“由于当时的记录已遗失,周君的成绩已记不起来了”,并且对于鲁迅是否到自己家里去过,也“已记不清”了,就是“最后一面是在什么时间见的却忘记了”,“至于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送给他的,已难记忆”。 这说明藤野先生的当时所为是在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下进行的,并且事情做过之后早已忘记了,这绝没有鲁迅记忆得那样清楚;不仅如此,如果没有鲁迅这篇文章,藤野先生对于周君的存在与否,更不会像鲁迅那样萦怀终生,要打探周君的下落。这样说来,并不表明藤野先生人格的低下,反而更表现了他那一贯的科学求是精神和无私博大胸怀,他用科学的精神记载了自己的真实的情况,而没有因为自己的学生周君已经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而有意地附势,以抬高自己。三是周君学习刻苦认真,这是鲁迅赢得藤野先生厚爱和厚望最重要的原因。藤野先生说:“他能认真作笔记,只是由于刚刚入学,日语程度和理解力还不充分,学习是很艰苦的。”对于自己一人身处异国,“他好像满不在意。他学习很努力”。至于鲁迅在藤野先生的眼里,其“身材不算高,圆圆的脸,是一个聪明的貌相” ,是否也可以看作其对于鲁迅接纳的另一个缘由呢?

    藤野先生在1937年3月号《文学案内》(注:案内是指南、向导的意思)为此专门发表了《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其中这样叙说了他读到《藤野先生》一文后的感受:“听说直到他逝世之前,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他的房间里,使我很受感动。至于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送给他的,已难记忆。”“我总觉得,……对这个国家的人也要高看才是。这也是周君感到对他特别亲切而使他心中感谢的原因。因此我觉得,读到周君在小说里或者对朋友们拿我当恩师来叙述,我若能早日读到该是多么高兴呵!他说直到死前还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能通信的话,他本人该是多么喜欢啊!可是到了现在什么也办不到了。真后悔呀!……谨向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关心而感到如此重大恩情的周君之灵表示深深的悼念。”

    从这样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见出藤野先生把鲁迅对他所怀有的深厚情感当作一种知遇之恩来解读的,用藤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重大恩情”。同时,在藤野先生深深的后悔中,也的确显示了其对鲁迅所取得的成就的惊讶与景仰,并因此而感到无限的慰藉乃至惶恐。

    《藤野先生》这一文章,作为鲁迅对于藤野先生的知遇之恩的回报,的确赋予了藤野先生的人生以新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和鲁迅的这层关系,藤野先生不仅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普通医学教授而变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而且还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而进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有创造力的创作主体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成为支持其进行创作的一个精神动力,从而作为一个符号而存活于世界文化中。这一意义尽管在鲁迅那里并没有直接的表白,尽管在藤野先生那里也没有什么自觉的意识,但其最终的逻辑结果却是《藤野先生》一文具有了多重的文化解读的可能性:我们既可以把其看作中日友好的象征,也可以看作是对藤野先生所具有的高贵品格的赞美,还可以看作是求索中的鲁迅所经历的精神驿站,爱国主义情感的感性显现。但所有的这一切解读,我们都不能离开藤野先生之于鲁迅所具有的知遇之恩而给其带来的精神资源。

注　释:　

①②④⑤⑦　《鲁迅作品讲解》,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③⑩ 　《鲁迅在日本》,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8年12月。　

⑥　《鲁迅杂文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⑧⑨　《鲁迅书信集》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