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的“自降大任” 　

    1923年，侯宝林6岁，但他为自己做了影响一生的重大选择：要学会识字，要有文化。那时侯宝林因家境贫寒，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卖报。因为不识字，不认识新闻标题，没法吆喝招徕读者，有一次不少报纸砸在了自己手里。侯宝林得出结论：不识字很难填饱肚子，必须要有文化。后来他开始学唱戏，靠记戏折子学识字。侯宝林随师父演出，把折子送到主顾那里点戏，客人点一出《四进士》，侯宝林就死死记住，晚上睡前再不断温习，“噢，原来这三个字就是‘四进士’”……侯宝林就是这样逐步有了文化。 　　

    就是这个6岁决心识字的少年，57个年头过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成为北大教授中惟一的一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先生使处于“地摊艺术”的相声真正登上了艺术殿堂，并且以自己的创造力把相声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一代宗师。现在，只要我们把相声与侯宝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相声就不仅是一门逗笑的艺术，更是一门语言艺术、一种文化。 　　

    30年代末，侯宝林还是相声界的新人。当时的相声处于“耍把式卖艺”的层次，很多人认为，相声若没有“荤口”，或者不拿自己或自己的父母、 亲戚“开涮”就没有人听。但侯宝林不这么看，他开始尝试把“文”和“雅”的东西引入相声。他最大胆的革新就是把戏曲的著名唱段引入相声， 但是他的革新并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同，一度非常孤立，就连同样反对俗相声的相声界元老张寿臣先生对他的创新也不以为然。但是侯宝林并不性急， 他苦练梨园大师们不同的唱腔，直到达到神似的境界，终于赢得了观众，也赢得了张寿臣这样的老前辈的认可。 　　

    解放后，别的“曲艺”门类都非常活跃，但是相声由于在整体存在着“低俗”倾向而前途暗淡。一次，两位相声老艺人在一家印刷厂演出相声， 彼此指骂作为笑料，被愤怒的工人轰下了台。就在相声作为一个行业的存 在都成问题的时候，侯宝林多年来为提高相声的品位所做的努力体现出了巨大价值。1950年侯宝林联合相声界的著名人士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他凭着自己多年积累产生的自信找到老舍先生，请老舍先生改编了六段传统相声，接着又联络其他专家学者创作了一系列新相声，相声就这样有了自己新的生命。 　　

    杰出人物与命运的关系，古人有“天降大任”之说，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用“自降大任”来形容可能更加确切。侯宝林6岁时在没有师长指点的情况下选择学文化，仅仅用朴素的上进心和生存意识来解释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力量同样能够造就出一个骆驼祥子。我觉得这种选择中就存在着“自降大任”的萌芽。在学相声的时候，当别人满足于街头艺人的角色时， 侯宝林却把自己定位于艺术家的位置；在外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 能超越其他人的眼界，树立非常高远的目标，这就是“自降大任”。正是 这种“自降大任”使一个人的眼光远远超越自己的行业，甚至超越自己的时代，这就是侯宝林能够开风气之先的原因所在。 　　

    80年代中期侯宝林出访美国。一位美国记者问：“里根是个演员，但后来当了美国总统，您觉得您有这种可能吗？”侯宝林平静地说：“里根是二流演员，而我是一流的。”幽默、含蓄、有力、滴水不漏。这种境界，不是简单的积累能够完成的，这里有一种高境界的自信。这种高境界可以在侯宝林大师一生“自降大任”的精神追求中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