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的顺序

写记叙文，要有个顺序。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再写什么，只有安排得恰当，才能叙述得条理清楚。记叙的顺序一般可分为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四种。

顺叙是写记叙文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一般是指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次序来叙述。采用这种方法，能使文章的层次同事件发展的过程基本一致，容易把事件记叙得有头有尾，脉络清晰。顺叙的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完全按时间顺序记叙。如《老山界》一文，就是按照时间（当天下午——天黑——当天夜里——第二天黎明——第二天下午两点——两点以后）的推移，记叙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过程；二是以地点的转换为顺序来叙述事件，如《藤野先生》一文，就是从作者到东京开始写起，再写到仙台后与藤野先生相处中的几件事，最后写离开仙台后对藤野先生的怀念与崇敬；三是以事情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序来叙述事件。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作者用三个事例，从三个方面歌颂了志愿军的高贵品质。第一个事例重在表现志愿军战士对敌人的无比仇恨，第二个事例表现志愿军对朝鲜人民的热爱，第三个事例则展示了志愿军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三个事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告诉读者，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在叙述一个事例时，由于时间变化与空间地点的转换顺序往往是一致的，所以在一篇文章中常常是几种顺叙的方法兼而有之。

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在前边叙述，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按原来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倒叙能造成悬念，增强文章的吸引力，使文章引人入胜。我们读过不少倒叙的文章，如《一件珍贵的衬衫》、《一件小事》、《回忆我的母亲》、《记一辆纺车》等。使用倒叙方法应注意的是：文章开头交代了事件的结局后，要转回到事件的开头，从起因写起；在叙述完事件的经过后，还要回到结局上来，这样才能首尾相合、结构完整。

插叙，是在叙述中心事件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展开情节或刻画人物，暂时中断叙述的线索，插入一段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内容，然后再接着叙述原来的内容。鲁迅的《故乡》中有两处插叙。一处是当“我”的母亲谈到闰土时，作者用“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引出对少年闰土形象的插叙。另一处是对杨二嫂形象的回忆。这两处插叙使闰土、杨二嫂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形象及不同生活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充实了文章内容，深入开掘了主题思想。插叙的内容应能对中心内容起补充、解释或衬托作用，根据中心内容的需要可长可短，但不能超越表现中心思想的范围，否则会喧宾夺主、繁琐累赘。使用插叙时，要安排好与中心内容的衔接，使过渡自然，内容贯通一气。

补叙，也叫追叙，是行文中用三两句话或一小段话对前边说的人或事作一些简单的补充交代。补叙通常是中心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的关键之处。没有补叙，故事情节上就会出现漏洞，令人不解。如《水浒传》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一节，叙述在黄泥岗松林内七个贩枣的客商劫走了生辰纲。看到这里，读者自然生疑：同一桶酒，贩枣客商喝得，为什么杨志等人就喝不得？这时，作者不慌不忙地交代了吴用、晁盖等七人的姓名，并介绍了使用障眼法、当面吃酒以瓢下药的经过。这样，通过补叙使得事件真相大白。由此可见，补叙实际上是在叙述时，故意“藏”去若干片断，到后面适当的地方再把这些片断“亮”出来，使读者恍然大悟。通过这一“藏”一“亮”，造成叙事的波澜。

那么，什么时候用顺叙，什么时候用倒叙，又什么时候用插叙？这是没有固定的模式的。总的前提是服务于文章的立意，服务于文章结构的完整和条理性，服务于文章的生动，能使文章引人入胜。

一件珍贵的衬衫

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衬衫。这衬衫，凝聚着敬爱的周总理对工人群众的阶级深情。每当我看到它，周总理那高大光辉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捧起它，就不由得回想起那激动人心的往事。

那是1972年8月3日的夜晚。我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不留神插进了快行线。突然一声紧急刹车，一辆大型“红旗”轿车紧贴着我身体的左侧，嘎地停住了。我刚扭过头，这辆车后座旁的窗帘唰地拉开了。周总理那慈祥的面容立即跃入了我的眼帘。啊！我仔细再看看，真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正亲切地注视着我，目光中充满了关切，充满了爱护，像在询问：同志，碰着了吗？受伤没有？这时，总理的司机走下车来，站在我身旁问我：“同志，碰着没有？”我赶忙回答：“没事儿！没事儿！”有关人员迅速察看了现场，决定留下另一辆“红旗”轿车送我去医院检查，总理的车才开走了。

其实，我只是让汽车剐了一下，衬衫剐破了，后背蹭破了一点皮，有啥要紧？自己回家上点药就行了。可是，遵照总理指示留下处理这件事的工作人员，却坚持让我坐进“红旗”轿车，并且脱下衬衫叫我穿上，他自己只穿个背心。我百感交集，思潮翻滚。一个普通工人，由于自己的不慎，蹭破点皮，却受到这样的关怀、照顾，如果不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是遇到这样的好总理，哪会有这种事呢！

汽车很快开到了医院。检查将近结束时，屋内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打给这位工作人员的。通话时，我就坐在离电话机不远的椅子上。我听到，他在电话中说的是我的伤情和检查情况。原来电话是总理打来的。我出神地盯着那话机，心里十分激动，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周总理的工作是多么繁忙，时间是多么宝贵，可是，他老人家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却挂念着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周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我们工人阶级的贴心人哪！

检查和治疗结束后，这位工作人员打电话把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和我们班的班长请来，让他们同我一起到交通队去谈谈情况。“红旗”轿车把我们送到天安门交通队，我们谈了谈这次事故的经过。这时候，国务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赶来了，他拿来一件崭新的白色的确良衬衫，要我穿上。我心里激动极了，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猜到，这肯定是周总理出钱买的。我的衬衫剐破了，可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失造成的，怎么能叫总理给我买一件新衬衫呢？但这位工作人员坚持叫我收下，说这是领导的指示。我只好收下这件珍贵的衬衫。

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年多了。但是，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四年来，这件珍贵的衬衫，我精心地收藏着，没有舍得穿它一次。我深深知道，我经历的这件事，在敬爱的周总理一生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件小事，然而，从这件小事上，我们看到的是周总理那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回忆我的母亲

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力。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往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的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途的旅伴，战场的战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那是一辆普通的纺车。说它普通，一来它的车架，轮叶，锭子，跟一般农村用的手摇纺车没有什么两样；二来它是延安上千上万辆纺车中的一辆。的确，那个时候在延安的人，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也无论是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或者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在延安，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想困死我们。我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彻底粉粹了敌人围困的阴谋。在延安的人，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人，不但吃得饱，而且穿得暖，坚持了抗战，争取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开荒，种庄稼，种蔬菜，是保证足食的战线；纺羊毛，纺棉花，是保证丰衣的战线。

大家用纺的毛线织毛衣，织呢子；用纺的棉纱合线，织布。同志们穿的衣服鞋袜，有的就是自己纺线或者跟同志换工劳动做成的。开垦南泥湾的部队甚至能够在打仗，练兵和进行政治、文化学习而外，纺毛线给指战员发军装呢。同志们亲手纺线织布做的衣服，穿着格外舒适，也格外爱惜。那个时候，人们对一身灰布制服，一件本色的粗毛线衣，或者自己打的一副手套，一双草鞋，都很有感情。衣服旧了，也“敝帚自珍”，不舍得丢弃。总是脏了洗洗，破了补补，洗一水又洗一水，穿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随心，西装革履，华丽的服饰，只有在演剧的时候作演员的服装，平时不要说穿，就是看看也觉得碍眼，隔路。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胳膊疼腰酸；不过在刻苦学习和紧张工作的间隙里纺线，除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意义而外，也是一种很有兴趣的生活。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会拧成绳，线全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悉的技巧，可不简单，需要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下一番功夫。初学纺线，往往不知道劲往哪儿使。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纺手急得满头大汗。性子躁一些的人甚至为断头接不好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可是那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的。熟练的纺手，趁着一豆灯光或者朦胧的月光，也能摇车，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优游自如。线上在锭子上，线穗子就跟着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劳动后收获的愉快，那是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比拟的。这个时候，就连起初想砸碎纺车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

纺线有几种姿势：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

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家也进行技术改革，运用物理学上轮轴和摩擦传动的道理，在轮子和锭子中间安装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把手工生产的工具变成半机械化。大多数纺车是在纺羊毛、纺棉花的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木工做的；安装加速轮也是在劳动实践中大家摸索出来的创造发明。从劳动实践中还不断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譬如，纺羊毛跟纺棉布常有不同的要求：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因此弹过的羊毛要卷成卷，棉花要搓条，烘晒毛卷和阴润棉条都有一定的火候分寸。这些技术经验，不靠实践是一辈子也不知道里边的奥妙的。

为了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纺线也开展竞赛。三五十辆或者百几十辆纺车搬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里比纺线的数量和质量。成绩好的有奖励，譬如，奖一辆纺车，奖手巾、肥皂、笔记本之类。那是很光荣的。更光荣的是被称为纺毛突击手、纺纱突击手。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更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那种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近，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纺手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儿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无论是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

就这样，用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纺线，不只在经济上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人大家有衣穿，使大家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在思想上还教育了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意义；自觉地克服了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劳动为集体，同时也为自己。在劳动的过程里，很少人为了个人的什么去锱铢计较；倒是为集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艰苦的、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了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驿路梨花

彭荆风

山，好大的山啊！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远方，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

这是哀牢山南段的最高处。这么陡峭的山，这么茂密的树林，走上一天，路上也难得遇见几个人。夕阳西下，我们有点着急了，今夜要是赶不到山那边的太阳寨，只有在这深山中露宿了。

同行老余是在边境地区生活过多年的人。正走着，他突然指着前面叫了起来：“看，梨花！”白色梨花开满枝头，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啊！余说：“这里有梨树，前边就会有人家。”

一弯新月升起了，我们借助淡淡的月光，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山间的夜风吹得人脸上凉凉的，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飘落在我们身上。

“快看，有人家了。”

一座草顶、竹篾泥墙的小屋出现在梨树林边。屋里漆黑，没有灯也没有人声。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

老余打着电筒走过去，发现门是从外扣着的。白水门板上用黑炭写着两个字：“请进！” 我们推开门进去。火塘里的灰是冷的，显然，好多天没人住过了。一张简陋的大竹床铺着厚厚的稻草。倚在墙边的大竹筒里装满了水，我尝了一口，水清凉可口。我们走累了，决定在这里过夜。

老余用电筒在屋里上上下下扫射了一圈，又发现墙上写着几行粗大的字：“屋后边有干柴，梁上竹筒里有米，有盐巴，有辣子。”我们开始烧火做饭。温暖的火、喷香的米饭和滚热的洗脚水，把我们身上的疲劳、饥饿都撵走了。我们躺在软软的干草铺上，对小茅屋的主人有说不尽的感激。我问老余：“你猜这家主人是干什么的？”老余说：“可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一个须眉花白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手里提着一杆明火枪，肩上打着一袋米。

“主人”回来了。我和老余同时抓住老人的手，抢着说感谢的话；老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几次想说话插不上嘴。直到我们不作声了，老人才笑道：“我不是主人，也是过路人呢！”

我们把老人请到火塘前坐下，看他也是又累又饿，赶紧给他端来了热水、热饭。老人笑了笑：“多谢，多谢，说了半天还得多谢你们。”看来他是个很有穿山走林经验的人。吃完饭，他燃起一袋旱烟笑着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

“主人家是谁？”

“不晓得。”

“粮食交给谁呢？”

“挂在屋梁上。”

“老人家，你真会开玩笑。”

他悠闲地吐着烟，说：“我不是开玩笑。”停了一会，又接着说：“我是红河边上过山岩的瑶家，平常爱打猎。上个月，我追赶一群麂子，在老林里东转西转迷失了方向，不知怎么插到这个山头来了。那时候，人走累了，干粮也吃完了，想找个寨子歇歇，偏偏这一带没有人家。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片梨花林和这小屋，屋里有柴、有米、有水，就是没有主人。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不说清楚还行？我只好撕了片头巾上的红布、插了根羽毛在门上，告诉主人，有个瑶家人来打扰了，过几天再来道谢……”

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门背后：“你们看，那东西还在呢！”

一根白羽毛钉在红布上，红白相衬很好看。老人家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又接着说下去：“我到处打听小茅屋的主人是哪个，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个大概，原来对门山头上有个名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她说这大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寨，她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

我们这才明白，屋里的米、水、干柴，以及那充满了热情的“请进”二字，都是出自那哈尼小姑娘的手。多好的梨花啊！

瑶族老人又说：“过路人受到照料，都很感激，也都尽力把用了的柴、米补上，好让后来人方便。我这次是专门送粮食来的。”

这天夜里，我睡得十分香甜，梦中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还看见一个身穿着花衫的哈尼小姑娘在梨花丛中歌唱……

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立即上路，老人也没有离开，我们决定把小茅屋修葺一下，给屋顶加点草，把房前屋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一个哈尼小姑娘都能为群众着想，我们真应该向她学习。

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

瑶族老人立即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蹦开了，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老爷爷，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不怕折损我们吗？”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

为头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插手：“不要谢我们！不要谢我们！房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

接着，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房子的来历。十多年前，有一队解放军路过这里，在树林里过夜，半夜淋了大雨。他们想，这里要有一间给过路人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她姐姐恰好过这边山上来抬菌子，好奇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要在这里长住？”解放军说：“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她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菌子、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

原来她还不是梨花。我问：“梨花呢？”

“前几年出嫁到山那边了。”

不用说，姐姐出嫁后，是小姑娘接过任务，常来照管这小茅屋。

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诗：“驿路梨花处处开”。

老山界

陆定一

我们决定要爬一座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下午才动身，沿着山沟向上走。前面不知道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累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头喊着“走，走，走”，就站起来再走。满望可以多走一段，可是走不了几次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肚子饿了，许多人烦得叫起来，骂起来。我们偷了个空儿，跑到前面去。地势渐渐更加陡起来。我们已经超过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的尾巴上，恰好在转弯地方发现路旁有一间房子，我们就进去歇一下。

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女二人；男人大概是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

“大嫂，借你这里歇歇脚儿。”

“请到里边坐。”她带着些惊惶的神情说。队伍还是极迟慢地向前行动。我们就跟瑶民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不论是谁，不论他们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们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没有不变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的。今天对瑶民，我们也要试一试。

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

她说她原来也有过地，但是汉人把他们从自己的地上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她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

她问我们饿了没有。这一问正问中了我们的心事。她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灶上煮粥。她对我们道歉，说没有多的米，也没有大锅，要不就多煮些给部队吃。我们给她钱，她不要。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来一袋米，够吃三天的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缺乏，我们还是把这整袋子米送给她。她非常欢喜地接受了。

部队今天非夜里行军不可，她的房子和篱笆都是枯竹编成的，我们生怕有人拆下来当火把点，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显眼的地方，告知我们的部队不准拆篱笆当火把。我们问了瑶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砍来作火把，就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

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因为确是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民母女吃。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再前面才是塘坊边。我们现在还没到山脚下呢。

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饶了些水给大家喝。一路前进，天黑了才到山脚，果然有许多竹林。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地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呼喊起来，都想努一把力，好快些翻过山去。

“不要掉队呀！”

“不要落后做乌龟呀！”

“我们顶着天啦！”

大家听了，哈哈地笑起来。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

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传下命令来说，就在这里睡，明天一早登山。

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么？路只有一尺来宽，半夜里一个翻身不就骨碌下去了么？而且路上的石头又非常不平，睡一晚准会疼死人。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一条毯子，横着心躺下去。因为实在太疲倦，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身打着颤。把毯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峰象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四围的山把这山谷包围得象一口井。上边和下边有几堆火没有熄；冻醒了的同志们围着火堆小声地谈着话。除此以外，就是寂静。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

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爬过这座山。因为山路很难走，一路上需要督促前进。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刻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下山上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忙了一会，再向前进。

走了不多远，看见昨晚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然不很深，但也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了很多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再过去的。有几匹曾经从崖上跌下来，脚骨都断了。

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我渐渐地掉了队，顺便做些鼓动工作。

这很陡的山爬完了。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恰巧来了一个瑶民，同他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

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吃饱。肚子很饿，气力不够，但是必须鼓着勇气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用完了，就一路写着标语贴。累得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上躺一会儿。

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远了。许多运输员都走到前头去了，剩下来的是医务人员和掩护部队。医务人员真是辛苦，因为山陡，伤员病员都下了担架走，旁边需要有人搀扶着。医务人员中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员病员，一点也不知道疲倦。回头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很密，大概是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跟敌人开火。远远地还听见敌人飞机的叹息，大概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

到了山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会。回头看队伍，没有翻过山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了。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输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受伤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克服了。难翻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战胜了。

下山十五里，也是很倾斜的。我们一口气儿跑下去，跑得真快。路上有几处景致很好，浓密的树林里，银子似的泉水流下山去，清得透底。在每条溪流的旁边，有很多战士们用脸盆、饭盒子、茶缸煮粥吃。我们虽然也很饿，但仍旧一气儿跑下山去，一直到宿营地。

这回翻山使部队开始养成一种新的习惯：那就是用脸盆、饭盒子、茶缸煮饭吃，煮东西吃。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很久。

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但是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以后，才觉得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还是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