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对比《十六年前的回忆》与本篇对李大钊同志的回忆，看两篇文章都有哪些不同？本片材料又是从哪些方面展现了李大钊同志的精神、品质的？

回忆守常同志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李守常（李大钊）同志殉难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张作霖在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夺去了我们的守常同志。 
我认识守常同志是在一九二○年春天，到一九二五年末我出国以前，我们几乎朝夕未离。他那时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我是北大学生。我受了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一次到图书馆去找守常同志谈话，请他介绍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让我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同我谈了不少学术与思想方面的问题。谈完话，他从桌旁一个堆满书刊的书架上，拿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给我，要我看后提出意见，又给我几本河上肇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一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他送我出图书馆的时候还说：“这本英译的小册子你看完后交还给我，不要转借他人”。因为那时谁保存列宁的著作，谁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第一次和守常同志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确是热爱青年，特别是热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同那时北大的一些所谓名流学者相较，截然不同。

一九二三年二月初，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事，我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在这里我通过陈潭秋、夏之栩诸同志的关系，找到了守常同志。此时守常同志在武汉各大学讲演唯物史观。我见到他时，他的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胡子也似乎比以前变黑了。他正在和李汉俊一起，大概在谈论“二·七”惨案的情形。见我去了，他很关心地向我说：“我正要找你……”他说：“你们在武汉的活动，政府早已注意，昨晚传说有逮捕北京学生代表的消息，应该当心一些……”随后我们也参加了守常同志和李汉俊同志的谈话。我们详细分析了“二·七”事件的经过，守常同志很愤慨地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完全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吴佩孚的政治顾问、守常的老同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个别的同志，以为守常同志过于相信吴大帅，说他有右倾的思想。这是完全不合乎事实的。

守常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最忠实的。我们读了《庶民的胜利》、《新纪元》、《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就可以看到守常同志在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如何向往十月革命的胜利，憎恨帝国主义和其走卒了。我还记得守常同志曾经参加了几次国际工人会议，在每次参加会议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一步，并且相信实际参加革命活动，就会更增加对马列主义的了解。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以后，守常同志辞去了北大的一部分职务，专门参加了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工作，直接领导北方所有社会运动和工农运动等一切党的工作。守常同志在区委时工作很忙，为讨论问题处理事务，常常夜以继日，毫无倦意。在执行重大决议时，即或群众示威游行这一类的运动，守常同志认为有必要时，也常常亲自带头参加。

如一九二六年因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之下进攻天津，引起了北京市民与学生的不满，乃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酿成了最惨酷的流血惨案。守常同志因亲自参加指导群众，以至头部受伤。自此而后，张作霖军阀集团乃视守常同志为眼中钉，决意危害守常同志。那时他的很多同志与朋友劝他暂时躲开以避其锋，守常同志认为他是党的领导人，党的一切，都放在他身上，如果他离开了北京，那么党的一切重任又有谁担负？所以守常同志虽处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仍留在北京，继续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守常同志终于被奉系军阀逮捕了。守常同志被捕后，屡受各种毒刑，但守常同志毫不畏惧，气节凛然，终使军阀一点真实消息也得不到。即在监狱中，守常同志仍然宣传共产主义，并继续领导指示党的工作，在当时不但狱中犯人大为感动，即看守的兵士也愿替他传递消息充当在监狱中的交通员。那时一般工友特别是北方铁路工人同志知道守常同志被捕消息之后，他们准备劫狱抢救守常同志，守常同志坚决反对这样的冒险行为，因为估计那时敌我力量，劫狱计划，只是使我党遭受损失，使革命力量削弱，于实际毫无裨益，所以守常同志决不愿为他个人作无益的牺牲。这种坚贞为党而不为个人打算的品质与作风，实可为后人永世典范。

守常同志牺牲已经三十年了，而守常同志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