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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环境下科技传播机制的研究-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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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对网络环境下科技传播机制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对网络环境下科技传播机制的研究
龙海
201322010197
目录
技术推动变革,网络助力传播。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快速渗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4.97亿,比2012年底增长了2931万,在各应用中用户增长规模第一;使用率为84.2%,较2012年底增加了1.3个百分点,使用率保持第一且持续攀升,尤其以手机端的发展更为迅速。手机即时通信网民规模为3.97亿,较2012年底增长了4520万,使用率为85.7%,增长率和使用率均超过即时通信整体水平。其中以信息获取为目的的“搜索引擎”的用户规模达到了4.70亿人,成为整个互联网的第二大应用选项,较2012年底增长了1928万人,半年增长率为4.3%,网民使用率为79.6%,与2012年底基本持平[1]。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继续稳居当今世界第一网民大国的地位。毫无疑问,在这支超级庞大的网民社区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网民关注科技信息的传播,也足以构成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信息化在快速颠覆着传统的科技传播方式,同样也在深刻变革着现代科技传播的机制。也就是说,传统的“枪弹式”科技传播正在被物理链路将各个孤立的工作站或主机连结在一起组成数据链路,达到海量科技信息的资源共享和平等交流,从而形成“扁平式”的科技传播模式。网络环境下科技传播的能量在不断积聚、演化和愈加强势,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网络时代科技传播机制的深层思考。我们知道,网络科技传播不仅有物理块状结构体系之间的纵横移动问题,还有组成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传统的科技传播机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建构网络环境下新型的科技传播机制,已经成为时下重要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成为网络时代科技传播中时不我待的紧迫任务。本论从这里出发,展开问题的探讨。
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机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从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还很不够,学术界的案例性实践研究和理论性系统分析十分苍白,少之又少,还没有人从宏观层面对网络时代科技传播的机制问题进行整体研究。网络、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在科技传播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代科技信息传播已经逐渐向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科技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保管和利用,直到传递等方式都发生了全面变革。传统的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等等都被各种门户的网站整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整体互动的网络传播机制。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传播机制的正常运行。从理论上讲,人们不能主观的创造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联系,也不能把本来没有联系的事物或现象强行联系起来。同样,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机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探讨网络环境下的科技传播机制,具有以下四种意义:一是有助于正确认识、理清和把握科技传播机制的内容、规律和思路;二是有助于探索和发现新的科技传播机制;三是有助于修正和转换某些错误的科技传播机制;四是有助于调整和完善已有的科技传播机制。
在国外,对科技传播机制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只是有个别的学者关注科技传播机制问题,并散落于相关文献中。笔者通过对有关科技传播机制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可以发现中国人民大学1998级社会学韩国留学生林昭廷在2001年发表在《当代韩国》上的论文《试论韩国的科技传播机制》是国外相对比较早的对科技传播机制问题进行基础研究的代表作之一[2]。该论文立足于韩国国情,考察了韩国科技发展的历程,并分析科技传播中的政府行为与在市场体制下的科技传播过程以及影响科技传播的社会文化因素。
在我国,国内知名学者或是社会自由研究者就科技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文献。但是,综观现有的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文献,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传播的模式、结构和障碍研究上,关于科技传播机制的研究文献不多,而关于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机制研究的文献则更为鲜见。
清华大学于1995年召开的首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上,孙宝寅教授的报告《关于科技传播研究内容的探讨》初步涉及了科技传播的机制问题[3],该报告虽未提出具体的机制理论,但是研究了传播在科技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作用及地位,基本可以看做是对科技传播机制研究的雏形。随后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坚博士在其博士论文《论科技传播中的信息选择》中,关注了科技传播的机制[4],但是该论文只是从传播主体角度探讨在科技传播中信息选择的心理机制,对科技传播机制的论述并不完整。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翟杰全教授是科技传播领域著名的专家之一,他多年致力于“科技传播学”学科的建设工作,其研究涵盖了科技传播领域的各个方向,包括科技传播体系的构建、科技传播能力的提高、科技传播事业的建设以及科技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张等等。他提倡把科技传播当做一项事业来发展,并呼吁选取一些重点发展方向,建立“公益—产业”双驱动的科技传播事业发展机制[5]。同年,翟杰全教授出版专著《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书中明确提出科技传播的作用机制问题,并从供给与需求方面论述了建立科技传播机制的必要性[6]。翟杰全教授可以视为国内10年来对科技传播问题研究成果最多、最权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的研究却没有涉及“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机制”问题。
综上所述,对“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机制”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领域,从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来看,学术界在本领域的研究尚处在最为薄弱的环节,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文献资料,还没有人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和总结。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国家科技兴国的战略实施与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下,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机制问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本文的研究思路
在总结、吸收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论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尝试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在第一章部分主要是对网络环境下传播机制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的分析;第二章主要传播系统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网络对科技传播的影响进行系统的论述;第三章论述传播系统的运行机制:即传播者,受众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传播机制的类型;第四章主要讲解了网络科技环境下传播机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保障机制。
科技传播领域是一个多种因素复合交叉组成的系统,下面主要从传播学和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科技传播系统的要素、结构和模式。
在传播学中,一般认为传播系统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有人把传播效果也归入传播系统,其实这是传播系统的整体效果,本身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科技传播成为一种独立的传播活动。科技传播系统是一种信息和知识传播系统,既遵循一般传播系统的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性。
从基本要素来看:
传播者又称信源,指传播行为的主体和引发者,是传播系统的主体。科技传播者即科技信息源、传播机构和作用于此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信息生产者(即科技共同体)、教育者、社会各类传播系统中从事科技信息采集、制作和编辑工作的人员,如科技记者、编辑等,及有关政策制定和相关工作者,传播组织和机构有科技部门、教育部门、情报信息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信息中心、网络中心)以及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
传播内容即所传送的信息,由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科技传播内容既包括科技信息,又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科学技术知识是科技传播的主要内容。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发展成为一个门类繁多、纵横交错、相互渗透、彼此贯通的网络体系。现代科技体系包括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以及相应的社会技术、管理技术等。科技传播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拓宽和深化。20世纪30年代,科技传播主要处于用科学来为人类造福,以科学教育群众的科学普及阶段;40年代,由于科学家反核战争和平运动的兴起,参与并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玻尔、西拉德等,科技传播就将战争与和平、科学与道德结合在一起;到80年代,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科学技术要控制自己的研究目的和影响,即当一项研究有碍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亦即能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条件时,应立即终止。
科技传播,不能仅仅定位于科技知识的传播,而应包含科技的社会功能,而且要注意科学技术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就科学普及来说,不能只停留在基本的或者高科技知识的介绍上面,更应该注重科学方法的介绍、科学精神的熏陶和培养,让公众理解科学,并能够应用科学。科学方法,是通过严密的观察实验、严格的逻辑推理,找到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及事物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确定其结构、运动变化和因果关系,形成规律性认识。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传统的总和,体现着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化内涵,是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求实精神、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等。
传播媒介又称传播渠道、信道、手段或工具,是将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科技传播渠道有多种,即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体,包括声音、文字、图片、实物等,如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脑互联网等,还有学术讨论会、访问交流等形式及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场所。信息传播渠道受传播的时空条件和设备手段的制约。时空条件指图书馆、档案馆、情报信息中心等都有一定的开放时间,并占据一定的空间。互联网打破了时空限制,其发展势不可挡。设备手段指传播者利用电子设备对信息进行转换和存储,如计算机终端、卫星接收器、缩微设备、光盘
驱动器、电脑信息网络等。
受传者又称信宿,或受者,即信息的接收者,泛指读者、听众、观众。在现代传播系统中,往往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双向互动。受传者和传播者可以发生角色的转换或交替,一个人在发出信息时是传播者,而在接收信息时又是受传者。特别在互联网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受众”。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发生互动,并且可以不断地发生角色转换,如传播者也需要接受信息,就成了受者;受众接受信息后,也可以加工处理再向外发布信息,就又成为传播者;传播媒介既可以是传播者,也可以是受者。
与传统科技传播相比,网络技术下的科技传播可以“网络”到更多的科技信息,为潜在用户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方便于用户的检索与获取;可以更加及时、更加广泛地传播这些科技信息,向更多潜在用户有针对性地发送科技信息;可以为技术开发机构提供技术展示平台,为潜在用户提供技术需求信息公告版,成为连接技术开发机构与用户的桥梁。在技术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和面对面交流各有特殊优势,共同服务于技术扩散和技术应用,而由于“网络”技术下的科技传播可以同时充当大众传播和面对面交流两种通道,因此在服务于科学技术应用方面,较任何传统传播方式都更为有效。
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科技传播的载体己经从最开始的图书、报刊发展到广播、电视。20世纪后期,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传播载体,即“网络”。科技传播利用“网络”的交互性、海量性、多媒体、即时性的特点与优势,将原有的传播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
科技传播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以及自身运行的规律,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关联性构成了其内部机制;与此同时,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的整体系统,科技传播系统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甚至是更低级次的系统,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社会大系统的制约。如此一来,科技传播系统势必会与社会大系统中的其他系统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有机关联性,从而构成其外部机制。
信息选择是一个心理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人们选择信息,是外界新信息与人脑内部原有信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人脑中的认知图式与心理结构要对信息进行一定的处理加工才得以实现。
信息选择包括对信息的寻求、获取、吸收和利用等方面,其中的心理机制包含:认识机制——情感机制——意志机制[7]。
认识机制
人们凭自己的耳、目、口等感觉器官与各种信息相接触,感受到信息的某种属性,就是感觉。在信息过程中,人们接受各种刺激,由此而形成各种感觉。信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不仅会引起感觉,而且会引起知觉,即在头脑中产生对信息整体的反映或信息间简单关系的反映。
布罗德本特(D.E.Broddbent)认为,注意的选择性是由于在信息加工系统的不同水平上,产生了对信息的过滤或阻断,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只能允许部分信息输入。一些信息能通过信息加工系统达到意识,也有些信息没有被注意就滤掉了。“过滤器”是按“全或无”的加工原则,使信息通过或不能通过的选择机制。如图传播机制的类型。
图3
情感机制
人们对信息的反应取决于其情绪和情感。他们对信息的情感与其信息需求密切相关。人们对信息的情感可归纳为创造心理、求新心理、求实心理、求知心理、求快心理、求近心理、成名心理以及各种习惯性心理,表现为对信息的关心程度和满足程度等。
由于人们的信息需求十分复杂,他们对信息的情感也很复杂。制约人们情感的因素主要有:(1)个人的生理气质特征:(2)不同的外界条件、社会历史环境和主体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对信息的需求状态,在客观上控制着人们的情绪与情感:(3)人们对环境事件的认知决定情绪。而人们的情绪和需求是可以唤醒和培育的,因而宣传和教育大有用武之地。
意志机制
意志过程是指人们对客观现实进行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活动,为达到预定目的,有意识地支配、调节行动,实现目标的心理过程。人们选择信息的活动可以视为以意识为中介的自觉活动。人们的信息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对信息的收集、选择、综合、吸收和利用的能力的基础。意志是意识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的集中体现。人们接收和利用信息的过程中,必须选择一定的途径和方法,以实现意志行为的目的。人们在意志行动之前,应首先权衡行动的动机,确定行动的目的,选择行动方案,然后采取行动。只有发挥意识的积极作用,才能够达到预定的目的。
科技传播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遇到外在环境的干扰,尤其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时时刻刻伴随着科技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因此,这就需要科技传播系统的自控制机制来调节抵御外在环境的干扰。科技传播系统运行的自控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预前自控能力,即科技传播系统基于排干扰经验的记忆和运行,对未来干扰的预测而形成的机制,所具有的“防患于未然”的抗干扰能力;二是随即自控能力,则是科技传播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随时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检查并修正由外来干扰引起的运行偏差,以保证预定目标最终实现的能力。选择性接收信息是人们的一种本能倾向,与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相吻合的信息人们就感兴趣,与自己背景信息相抵触的信息人们会下意识的排斥,这就是信息选择过程中的情感机制,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因此,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有着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自组织是事物自主的从无序走向宏观有序的演化过程,本质上是指“系统以内部的矛盾为根据,以外部环境为条件,不受特定外来干预的自发的运动”[8]。该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按照自组织理论,科技传播系统的自组织指的是系统内部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运动过程,其自组织过程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1)开放性。开放性是系统自组织的必要条件,它有一个最小的开放度,如果外部环境向系统内部输入的物质能量达到这个开放度时,系统才能自组织;如果低于这个开放度时,系统的自组织将无法进行。网络时代,科技传播系统的开放性更加凸显。一方面,互联网使科研工作者参与学术信息发布和学术交流的门槛降低了,任何科研工作者和对科技感兴趣的人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发布科技信息,科技传播活动在网络环境下变得更加大众化和草根化;另一方面,各种门户的网站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和交流的平台,空前海量的信息在非特定条件下利用网络输入和输出,而且已然达到一定的阈值。
(2)非线性。非线性指的是时空中不均匀、非对称的作用,它要求系统内部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简单单的线性叠加,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从而产生
科技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总是围绕着一定的目标运行,一般
意义上说,该目标指的是人们期望每次科技传播活动结束时能实现某种预期的效果。这种效果可以是科技传播活动中本来就蕴含着的,也可以是人们在该活动开始时作为期望值而自觉确立的。虽然有时科技传播主体未必意识到目标的存在,但是科技传播活动确确实实是围绕目标而展开的。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科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过程的交互化,使得科技传播系统运行的目标越来越复杂,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多向性。在社会整个大系统中,总是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组织,以及不同社会化程度的主体,作为科技传播主体的人,其社会身份和文化程度也各有不同,他们会根据自己实际学科背景和学术视野选择不同的科技传播目标。其次,级次性。科技传播主体既有组织也有群体和个人,而互联网这种特殊的传播媒介又限制了科技传播主体的范围,它对科技传播主体在技术、设备、经济成本和文化水平上要求较高,因此,不同科技传播主体的自身利益与价值取向是不一致的,其追求的具体目标也会不一样。
科技传播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独立系统,又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
子系统。在网络时代,互联网的开放性与交互性决定了科技传播系统离不开与其它社会系统的碰撞、摩擦与协调,并融汇在社会大系统中借助网络平台发挥其特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性的外部机制,突出的表现为调节功能,即相同性质的各系统之间互相补充、互相借助。以科技传播系统和教育系统为例,科技传播活动借助教育形式得以开展,教育统内部单个要素更大的功能和效应。科技传播主体、科技传播渠道、科技传播客体共同组成了科技传播系统,科技传播客体的传播离不开科技传播主体的参与,离不开科技传播渠道的中介作用,三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使得各要素协同形成新的整体效应。
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的开放系统,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势必会产生这样或那样互动形式,科技传播机制的整个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中完成的,具体有以下几个类型:
在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科技传播与普及变得更加活跃,传播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化,科学家群体(包括科学团体和科学组织),媒体组织,政府部门,工业机构,专业机构等各自都出于不同的动机与目的,都参与到科技传播与普及中来了,组成了一个活跃的互动传播网络。如图科技传播系统的要素运行机制。
图3
在赖利夫妇模式的基础上,德国学者马莱茨克于1963年提出大众传播模式,如图科技传播系统的要素运行机制.3。这一模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将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中各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在一个包含了社会心理因素的各种社会作用力相互集结、相互作用的“场”中,对那些可能对传播各环节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考察。这些因素既包括个人性格、心理、社会环境等制约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因素,也包括内容加工、受众选择等制约媒介与信息的因素;既包括各种显在的社会影响力因素,也包括潜在的社会心理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集结,构成了复杂的社会传播系统。
图3
“受众”是科技信息传播的对象,是科技传播的另一个主体,分布在不同的职业领域和地域。科学共同体、在校学生、社会公众中的科学爱好者等等都是不同身份与地位的科技传播受众,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受众”的范围也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受众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群体,其科技素质、文化程度良莠不齐,但是,受众群体之间很容易形成有效的、多层次的互动网络,推动科技信息的快速传播。
所谓“数字鸿沟”就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程度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9]。
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指的是一个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数字鸿沟体现了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这种差距,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数字鸿沟现象存在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在信息时代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在同一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数字鸿沟。发达国家的国内分化表现在:(1)阶层差异。据调查,美国年收入7.5万美元的家庭87%拥有电脑,68%的家庭上网,而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7%有电脑,2%上网。(2)种族差异。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家庭的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要比白人和亚裔低60%左右,在美国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仍有99.5%的非洲裔、98%的拉美裔不能使用因特网。(3)行业差异。美国信息技术业工人的平均年薪比其他私营部门工人工资高85%,1992年至1998年,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4)年龄差异。英国使用因特网的人口中有50%以上属于15~24岁群体,而这部分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5%,超过64岁的人口中每25人中只有1人上网。(5)男女性别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教育背景人群的信息化差距也日益明显。
在中国,研究资料表明,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其本身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网络用户虽然持续增长,但其普及和应用主要发生在城市,网络用户中只有0.3%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的740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我国的地形梯级分布相似,我国不同地区使用数字技术的程度也呈梯级分布,只不过方向刚好相反,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数字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程度较低。无论是实际上网人数,还是上网人数所占人口比例,东部省区都大大超过中西部地区。
传统媒介传播的信息都是经过媒体机构处理的,可以利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时间差进行有选择地取舍、有目的地删改和实施监控,因而易于控制。而网络科技传播的交互性、开放性取消了传播的中介,使信息得以直接传播,这就造成了信息管理的困难,而且无法对跨越国界的互联网进行统一管理。有人把互联网比作“没有守门人的论坛”,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任何思想、观点传播给其他网民,不管正确与否,道德与否。这一问题,在科技传播领域主要表现为:1、信息范围广,包含内容多。互联网上科技信息资源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类科学技术领域,信息数量大,且常常混杂在一起。2、信息源庞杂,信息分布分散。网上信息发布的自由性和任意性,使得各种科研机构、技术开发组织、企业、政府部门,甚至是个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信息,信息源庞杂,跨时间、跨领域、多语种特点突出。3、呈动态性,且组织无序。无论网站、网址还是网页都处于动态变化中,网络信息内容更是随时更新维护、替换或淘汰,有时甚至是“朝发夕改”。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缺乏统一管理和控制,大量无序的、良劳混杂的信息进入信息传播渠道,甚至有大量的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相掺杂,造成信息质量参差不齐。这给用户使用网络科技传播带来了困难。
防火墙技术
网络防火墙技术是一种用来加强网络之间访问控制,防止外部网络用户以非法手段通过外部网络进入内部网络,访问内部网络资源,保护内部网络操作环境的特殊网络互联设备。它对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传输的数据包如链接方式按照一定的安全策略来实施检查,以决定网络之间的通信是否被允许,并监视网络运行状态。
防火墙产品主要有堡垒主机,包过滤路由器,应用层网关(代理服务器)以及电路层网关,屏蔽主机防火墙,双宿主机等类型。
病毒防护技术
病毒防护的主要技术如下:
(1)阻止病毒的传播。
在防火墙、代理服务器、SMTP服务器、网络服务器、群件服务器上安装病毒过滤软件。在桌面PC安装病毒监控软件。
(2)检查和清除病毒。
使用防病毒软件检查和清除病毒。
(3)病毒数据库的升级。
病毒数据库应不断更新,并下发到桌面系统。
(4)在防火墙、代理服务器及PC上安装Java及ActiveX控制扫描软件,禁止未经许可的控件下载和安装。
入侵检测技术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单独需依靠主机审计信息进行入侵检测难以适应网络安全的需要。人们提出了基于网络入侵检测系统(NIDS)的体系结构,这种检测系统根据网络流量、网络数据包和协议来分析检测入侵。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系统主要用于实时监控网络关键路径的信息,侦听网络上的所有分组来采集数据,分析可疑现象。它使用原始网络包作为数据源,利用一个运行在混杂模式下网络的适配器来实时监视并分析通过网络的所有通信业务,当然也可能采用其它特殊硬件获得原始网络包。
图4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的环境结构布局[10]
NIDS(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作为探测器放置在网络的各个地方,并向中央控制平台汇报情况。攻击日志定时地传送到管理平台并保存在中央数据库中,新的攻击特征库能发送到各个NIDS上。每个NIDS能根据所在的网络的实际需要配置不同的规则集。若能匹配到规则,发现是入侵行为,则报警;若没有匹配到相应规则,则发送到控制中心,由控制中心分析各个NIDS发来的数据,判断是否有入侵,若存在入侵,则报警。
网络是人们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了解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应该不断让设备及时更新,经常升级网络安全系统和防火墙,修复各种漏洞,安装有效的杀毒软件,定期更换系统口令和密码等,使计算机增强抵抗黑客攻击的能力。除此之外,1.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提高工作人员的维护网络安全的警惕性和自觉性。2.负责对本网络用户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使用户自觉遵守和维护《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使他们具备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3.加强对单位的信息发布和BBS公告系统的信息发布的审核管理工作,杜绝违犯《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的内容出现。以此为基础,构建网络时代科技传播的良性运行机制。
为了克服信息过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对信息利用的不利影响,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对网络信息进行选择与过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高信息利用效率。我们需要对网络中的信息加以过滤,选择适合自己的有用的信息。
1993年IBM公司高级商业学院的斯蒂芬#H#赫克尔将信息划分为事实、信息、智力、知识、智慧五个等级,且五等级信息的数量依次减少,价值依次增加,呈现一种稳定的金字塔结构,这种梯度性结构就是CARS信息过滤机制的产物。如图网络传播系统运行的保障机制。
图4网络信息CARS过滤机制
五种不同层次的信息在对应着五种不同的信息用户的同时,也对应着四种不同的思维能力和四种不同的信息过滤机制。
过滤原则[11]
a.置信度过滤(credibility)。信息用户可以从网络信息的知识性、可靠性、真实性等方面对网络信息进行初步的筛选。如通过对信息作者的诚信情况与文化水平,对站点的可靠性、权威性,对信息的描述水准等方面进行基本的判断,从而将水平低下、粗糙乱制、道听途说的伪劣信息剔除掉。
b.准确性过滤(accuracy)。信息用户可以从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完备性等方面对信息进行第二重过滤。网络信息的时效性比较强,对信息发布的时间加以考察就可以屏蔽过时的无效信息;信息的容量也是考察信息准确性的重要方面,通过对信息的结构如论点、论据、论证体系等的检验,就可以对该信息的综合性与知识性进行判断。
c.合理性过滤(reasonableness)。信息用户可以从网络信息的公正性、客观性、节制性、一致性确认等方面对信息进行第三重过滤。信息应该提供公正合理的论证,而不应该有选择、有倾向地论证,一个优秀的信息源应该提供给用户客观、理性的资料。同时,对网络信息的考察还要检验其节制性,任何偏颇、过激、绝对的甚至前后自相矛盾的论断都是危险的。
d.支持度过滤(support)。通过从网络信息的资料来源、用户反馈、同类比较等方面对信息的声誉进行第四重过滤。通过对信息来源加以考证、对资料出处加以求证、分析用户对信息的反馈意见、将信息与同类信息进行比较等等,这样一来就可以进一步提高信息的质量。
结论
互联网的出现,应是科学技术在传播领域中综合运用的一个最新成果,集中代表了现代传播技术的最新进展。互联网拥有强大的信息集散功能和一系列传统传播媒体所不具有的优势,它以超媒体方式组织信息,跨越时空,双向交互,成为一个集信息承载、加工、服务、传播于一体的平台.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包括其传播模式、传播的组织、传播的过程等等,促进现代传播跃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通过调研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得出了以下结论:
网络环境下的传播系统机制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少有研究。
传播系统作为一个系统有自身的特征,其运行动力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
得出了网络环境下传播系统所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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