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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五个假设[*]

赵兴龙zhaoxlbnu@126.com   王冰洁twincle@163.com   张俊zhangj085@sina.com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875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寻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普遍规律,从而找到信息技术环境下高质量、高效率学习语言的基本方法,研究中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这些规律进行了假设性的分析和归纳。研究认为,语言运用是指儿童在习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操作和使用语言文字进行社会真实体悟并交流和表达的过程;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需要情感参与、思维建构、记忆转化、问题解决和运用习惯五个要素;技术和技术促进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技术促进具有激励属性、转促属性、频率属性、联结属性和内化属性五个方面;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的五要素与技术促进的五种属性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对应关系,基于这种对应关系,本文提出了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五个假设:(1)自我效能感越高,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2)技术可以借助语言提升思维品质进而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3)“一定阈值”和“适当反复记忆”的基础上,在“真实情景中”的活动越多,语言运用就越熟练;(4)群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互动的越多,个体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的质量就越高;(5)技术使用与语言学习习惯的博弈越趋近于平衡,技术提升语言学习绩效的机会就越大。这些假设对于实际的语言教学与学习以及语言类网络学习平台的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技术促进学习;语言运用;技术促进语言运用;语言认知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技术促进学习已经成学习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对学习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于技术促进学习的探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宏观或中观层面上如“什么是学习”,而是针对具体领域或具体类型的学习进行剖析式的研究,界定特定的研究语境、研究问题,提出可行性的研究方法,探索或验证特定情景中的结论。这样的研究转型更容易让一线的实践者找到可以依据的操作性原则或规范。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在这样一种研究背景下锁定的——研究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语言运用。那么什么是语言运用?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技术促进语言运用有无规律可循?这些问题就成为了本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语言与言语

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两者是一对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二者不同之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言语是个体的心理现象;二是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言语是交际的过程[1][2]。二者的联系之处在于言语是语言存在的形式,是人类运用语言的行为和结果[3-5]

也有学者认为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在使用中可以不加区分,通常所说的语言活动也就是言语活动。“广义的语言包含了运用语言进行交流这一层含义,人们经常将这一层意义上的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相混淆”。[6] 黄仁发先生也认为对于“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可以“待之通用”[7]

本研究认为语言和言语是一对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因为广义的语言已经包含运用语言这层含义,所以在使用上就不加以区别。在下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提示,语言都是借言语之意使用。

(二)语言运用

语言运用是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汇,在不同语境中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语言运用这个词汇通常在三类语境中出现:

第一类是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分法的语境。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便是典型的代表。语言能力指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具有的语言知识,语言运用指具体环境中对语言的实际使用[8]。然而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则并不赞同这两者之间有明显分界的说法,Aitchison就认为在实践中这两者很大程度上是会有重叠的[9]

第二类则是认识语言学语境。坚持这一类语境的学者将语言运用归为一种类型的认知活动,并将其和语言学习、语言记忆并列为三种认知活动。语言运用是人们把语言知识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出来进行运用的活动[10]。“语言运用不仅使语言学习、语言记忆的意义得以实现,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是语言认知这一活动的又一方式。”[11]

第三类是语用学语境。语用学中的语言运用一般有“交流”和“表达”之分。儿童早期语言教育的学者通常研究学龄前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特点以及不同语言儿童之间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多关注“交流”,可以称之为语言运用的“交流”学派。儿童的语言运用是指儿童在学习和获得语言的过程中不断操作和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12]。儿童不仅在语言运用中发展认知和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也在语言运用中发展自己的语言[13]。语言运用关注的问题是人际情景中儿童如何在话语规则主导下习得能力,评价语言运用过程的标准是合适性和交际的有效程度[14]。Ninio & Snow 还认为语言意义的感知是在运用中完成的,主要研究的话题有交际意图的习得和语言表达的发展、会话技巧的发展和规则习得、礼貌规则的习得和其他与文化相关的话语使用规则、话语联接机制的发展等。儿童语言运用的能力是儿童整体语言学习和发展的驱动力[15]

上述三类语境中的语言运用虽然都承认语言运用是在某种语言环境下的实际使用,但具体的语境来源有着细微的差别。乔姆斯基的语言运用在第二语言环境下的运用较为广泛,周国光关于认知活动解释的隐喻是将语言置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进行理解,语言运用是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是其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语用学语境中的语言运用虽然从表面上可以直观理解为“语用”就是“语言运用”,但众多的研究者并没有将英文中“Pragmatics”的内涵泛化到所有它能够涉及到的范畴,而是仅仅局限到了“口头语言运用”的范畴。

由上可知,语言运用这个术语的使用语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意义有着很大差别。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不同,术语使用的语境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本研究的对象不仅仅限于第二语言,也不仅是将语言运用作为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对待,而是在一个广泛的语言运用语境中进行阐释,自然应该冠之以泛在语境作为统一的理解基础。其实周兢关于语言运用的解释已经较为完整,但其研究由于受到“交流派别”的影响,重心一直在“儿童口语交流”上。在周兢定义的基础上,本研究所界定的语言运用是指儿童在习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操作和使用语言文字进行社会真实体悟并交流和表达的过程。其中“习用”强调语言运用的语境,“不断操作和使用”强调语言运用的心理依据,“社会真实体悟”强调交际式的社会特征,“创造性表达”则强调个体的思维品质。语言既存在于一定的环境,又运用于一定的环境。语言的存在是为了运用,也只有通过运用才更进一步证实语言的存在[16],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才是语言学习的目的和归宿[17]

(三)技术与技术促进

技术是个宽泛的术语。有学者将技术的理解归纳为技术是能力、物质手段、意志、过程或活动以及知识[21][22]。也有学者对技术与媒体做了严格的区别[23][24],但是这些工作对于我们讨论技术与语言运用的关系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在这里,我们将技术限定在“物质手段”这一种分类中,并且将其具体界定为信息和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这样使得技术仅仅用来指那些用来处理信息和支持通讯的基于计算机的技术。

技术(Technology)和技术促进(Technology-enhanced)是需要区分的一对概念。基于计算机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对语言运用起到什么作用,但将技术作为语言运用的支持工具或环境却对语言运用的效果起着重要的影响。活动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它的构造[25],在构造的过程中,技术这种“Affordance”起到的“促进”作用远比技术本身更有实用价值,所以关注技术如何促进比关注技术本身要有意义得多。实际上,在语言运用领域谈到技术,大多都是意指技术促进。

三、分析与讨论

(一)语言运用的五要素

语言运用与语言操练有着本质的区别。语言操练是指基于某种既定目标对某个语言知识点(如语法等)进行人为的反复练习,以达到熟练应对的目的。而语言运用不一定要强化人为的练习,它是个体在与社会之间使用语言进行交流互动、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过程中进行语言意义建构,即便有个别语法错误以及生词未知,也并不影响人们之间成功地交际。语言运用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有后天积极努力的因素,是先天与后天、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统整和相互融合的过程。

影响语言成功运用的要素非常多,也相当复杂,有时候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去鉴别哪种类型的活动属于语言运用。听、说、读、写、译都可以算作语言运用,但是如果仅以听、说、读、写、译五种活动的字面意思作为依据,语言运用和语言操练的区别就不是太明显了。实际上,语言运用与语言运用的情景以及在这个情景中从事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活动在情景中发生,情景又依赖活动存在,所以,使用某一情景中语言运用活动的成功完成来反推语言运用的相关要素是一种行得通的方法,这样也可以界限分明地把语言运用和机械地语言操练区分开来。

本研究认为某一情景中语言运用活动的成功完成主要有情感参与、思维建构、记忆转化、问题解决和运用习惯这五个要素,其中情感参与和思维建构是语言运用活动成功达成的核心要素,记忆转化、问题解决以及运用习惯则是用来支持情感参与和思维建构的,是它们的基础。

1.情感参与:语言运用活动要想成功达成,与情景中个体的积极主动参与以及积极的情感体验是分不开的。“情感优先”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语言运用活动[18]。虽然语言运用活动中交互的类型多种多样,但是无论是人人交互还是人机交互,情感参与总是处于一种“前置”的位置。失去了情感参与,活动只能完成一般的信息传递功能,而不能说是成功地语言运用活动,那也就更谈不上创造性地运用。

2.思维建构:在语言运用活动中,思维的建构是非线性的,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从一种低阶思维过渡到高阶思维的线性状态。在具体语言运用情景中成功达成运用活动所需要的个体思维和集体思维的形式并不是按照固定序列排好的,而是具有非常大的随机性,有时候需要批判性思维,有时候需要积极主动的思维发散,有时候又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参与。在语言运用活动中,思维就好像跳跃的音符,被大脑有意识地调节、组合和调用[19],这种调节、组合和调用的成效,直接影响到语言运用活动的质量。

3.记忆转化:语言运用活动的成功达成与记忆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既包括陈述性记忆、程序性记忆等时间维度的记忆,也包括语言运用相关场景等空间维度的记忆。成功达成的语言运用活动一般不会仅仅涉及短时记忆,更多是与情景紧密联系的长时记忆。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的语言信息和情景信息对高质量的语言运用活动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因为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的信息往往是完整的而非片断性的、准确的而非意义模糊的、快速的而非断断续续的,有助于言语交际的双方或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相互认知、相互理解,把握对方或文本的直接意图,形成高质量的语言运用活动。

4.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是通过一系列认知操作后使问题从起始状态转变为目标状态[20]。随着当前对语言运用个体性与社会性关系的复杂认识不断深入,语言运用不仅仅作为一种交际或交互的活动,而且同时也具备了某种特定的心理倾向,是一种问题解决的方式。作为人类有目的的交际或交互活动,语言运用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了某项任务目标或结果;但从其实现的过程来看,语言运用的活动过程不仅仅只有任务目标或结果那么简单,而是聚集了认知、思维、情感等各种综合因素形成了特定情景下问题的独特解释方式和解决方式。在问题解决中,个体不但解决的是知识问题,同时也收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定认知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语言运用再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呈现出一种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式、服务式的发展取向。

5.运用习惯:语言运用习惯是个体长时期在某种语言环境中运用语言积累下来的某种经验、方式以及策略的综合倾向,这种综合倾向被个体所熟悉和经常积累,它促使个体易于融入语言环境,但形成之后往往又成为个体转换语言运用场景引起“适应”的关键因素。比如在中文中经常使用“我非常喜欢”这个句子,而很多人在英文中不自觉地把这个句子运用成“I very like”,这样在英文语言环境中就词不达意了,突破这种“适应”是需要付出努力的。语言运用习惯表面上是一种技巧或技能的熟练,其实是一个特定团体或情景中的文化映射,它传递着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和信息。

(二)技术促进的五种属性

1. 技术促进的激励属性

激励属性是技术促进过程中引起学习者某种情感或情绪的积极体验。基于计算机的界面、交互、反馈都可能引起学习者对学习内容或学习环境的强烈兴趣,形成学习的持久内驱力进而完成学习任务,这种激励既可以发生在学习活动之初,也可以发生在学习活动中或者学习活动的结果上。激励属性是一个综合概念,可能由学习资源的形式或内容引起,也可能由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动机、情绪、意志力的转变而引起,即使在一个特定的学习情景中,引起学习者激励的因素也可能存在不同。

2. 技术促进的转促属性

正如麦克卢汉“媒体是人体的延伸”所言,如今飞速发展的技术,已经冲出了“延伸”所包含的范围,执行着一种技术与人以及人的实践之间的整合、重构、拓展,起着一种转架和促合的功能。转架的实质是人能够利用技术完成本身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技术的力量被转移到人类的身上;促合的实质是当技术的力量被转架到人类身上后,实现一种人和技术的天然合一,这种促合不仅仅帮助人们实现了以前所不能实现的功能,而且也帮助人类扩展了原来的思维方式、创新方式,属于技术促进的“新石器”时代。

3. 技术促进的频率属性

频率属性是由技术的存储功能衍生而来,数据的存储可以让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意反复阅读任何信息,基本不会受到介质条件的影响。在技术促进的过程中,频率意味着学习者可以与学习资源进行非线性、反复甚至是重复的交互而不受学习资源本身损耗的影响。学习者可以借助超链接随意进入到学习资源的任何一个环节中与计算机进行对话,也可以对任何一个学习资源进行重复使用以及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各种操作。反之,计算机可以反复提供同一场景或不同场景、视频、音频、图片、模拟动画供学习者进行语言训练和扩展某项技能,从而让学习者掌握技能并逐渐转化为能力。

4. 技术促进的联结属性

联结属性是基于网络的特殊属性,通过网络可以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联结在同一个学习社区中进行沟通和交流,技术促进中的联结与传统的联结不同之处有二:一是前者认为学习就是一个联结的网络,后者认为学习就是增长知识;二是前者认为学习者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多对一的过程,后者认为学习者问题的解决是一对多或者仅是一对一。技术促进的联结属性将人类学习的个体行为转变为了社会群体行为,学习者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建构知识的意义,更为主要的通过知识建构的社会网络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或思考方式。

5. 技术促进的内化属性

内化属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一种操作体验,实际上是用户的一种认知体验。可以说,内化既是由技术促进引起的,也是由技术促进导致的。当用户在使用某种技术的过程中,这种技术如果顺应用户的操作习惯则很有可能被保留下来;如果与用户习惯相差甚远则很有可能被淘汰。被保留的操作习惯经过长久时间的反复练习逐渐内化成为用户的一种认知体验,这种认知体验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固着之后如果想用其他技术更替则较为困难,除非这种技术比原有技术更为适合用户的个人体验。

(三)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的特殊对应关系

技术促进关注过程,具有激励属性、转促属性、频率属性、联结属性和内化属性五个方面;语言运用也关注过程,具有情感参与、思维建构、记忆转化、问题解决和运用习惯五个要素。要想技术促进语言运用,就必须找到技术促进和语言运用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从而使这两个过程在同一语言情景中融合起来,提高语言运用的质量和效率。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技术促进的激励属性与语言运用的情感参与:技术促进的激励属性强调的是积极的情感或情绪体验,成功的语言运用活动必须得有积极的情感参与。因此,技术促进的激励属性与成功语言运用要素之一的情感参与是互通的,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一种“内嵌”式的特殊对应关系。“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在情感这个点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形成“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情感假设。

2.技术促进的转促属性与语言运用的思维建构:技术促进的转促属性强调的是人、技术与实践活动的相互融合,从而形成创新的产品或思维方式;成功的语言运用必须得有大脑对思维的非线性的调节、组合和调用。因此,技术促进的转促属性与成功语言运用要素之一的思维建构是互通的,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也是一种“内嵌”式的特殊对应关系。“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在思维这个点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形成“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思维假设。

3.技术促进的频率属性与语言运用的记忆转化:技术促进的频率属性强调的是技术使用中的反复与重复以及量的积累,从而促使技能向能力的转变;成功的语言运用必须得有短时记忆到长时记忆的转化,而这种转化是以频率为基础的。因此,技术促进的频率属性与成功语言运用要素之一的记忆转化是互通的,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也是一种“内嵌”式的特殊对应关系。“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在记忆这个点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形成“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记忆假设。

4.技术促进的联结属性与语言运用的问题解决:技术促进的联结属性强调的是技术通过增加节点和链接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从而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新的转变;成功的语言运用必须得有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互动从而形成问题解决的新思维。因此,技术促进的联结属性和成功语言运用要素之一的问题解决是互通的,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也是一种“内嵌”式的特殊对应关系。“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在问题解决这个点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形成“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问题解决假设。

5.技术促进的内化属性与语言运用的运用习惯:技术促进的内化属性强调的是技术给用户带来的稳固的体验和使用习惯;成功的语言运用必须得有用户语言习惯的形成和支持。因此,技术促进的内化属性和成功语言运用要素之一的语言运用是互通的,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一种“内嵌”式的特殊对应关系。“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在运用习惯这个点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形成“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习惯假设。

综上所述,技术促进的五个基本属性和语言运用的五个要素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一种“内嵌”式的特殊对应关系,技术促进的属性都是可以嵌入到语言运用的要素中起到激活和催化的作用,这种对应关系将技术促进与语言运用成功地嫁接起来形成了“技术促进语言运用”内生的、本质的对应关系,从而引申出了“技术促进语言运用”在情感参与、思维建构、记忆转化、问题解决和运用习惯五个层面上的“五个假设”。

(四)技术促进语言运用五个假设

假设一:“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情感假设——自我效能感越高,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自我效能感可以说是语言学习的“专利”。学习者由于词汇量等基础量值的缺乏,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过多的陌生词句而造成心理上对自身语言运用能力评估过低,导致厌学、为难甚至是逃避情绪的发生,从根源上讲,这就是一种学习者在语言运用过程中自我效能感偏低的表现。学习者自我效能感偏低,很容易导致在完成记忆行为以及运用行为的过程中对自己成功可能性的主观判断大大降低,从而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这里所提到的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是由美国Stanford大学心理系教授Albert Bandura提出的,指在对特定的情境中一个人如何胜任某一行为的期待或期望[26]。这种期待或期望在调节人们知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人们对自己能力判断的自我效能感对个体在特定情境中运用知识和产生特定行为之间的关系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一些语言运用者,尤其是年龄较小的语言运用者,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做什么,但是其行为表现往往与预期产生很大的差距,从而导致对自身语言运用能力的主观评价过于低落,最终影响了语言学习的效果和结果。

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但是以下四种因素对于学习效能感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27]。一是体验(Experiences),试图去完成某种行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二是观察其他人(Watch Others)完成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这种经验称为替代性经验(Vicarious);三是言语说服(Verbal Persuasion),这是一种凭借鼓励、建议、劝告之类的话语来改变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方法;四是感觉如何(How We Feel),学习者个人的主观感受对于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Bandura的研究中还指出,自我效能感对认知、动机、情感、选择四个过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28]。(1)个体自我评估能力影响其目标的设定,自我效能感越强,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的挑战性就越高,责任就越稳固。一些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直接增强了记忆效果并通过认知努力间接增强记忆效果。(2)自我效能感在动机自组织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人们通过预期的实现来激发自己并指导自己的行为,而这种预期则是通过自组织机制来转换成刺激和合适的行为的。(3)在面临困难境遇的时候,人们的信念影响他们所承受压力的程度。在焦虑触发中,自我效能感在压力调节中扮演着一个中心的角色。那些相信自己能够调控威胁的人是不会回忆起那些零散的思索之事的,而那些认为自己不能管理威胁的人却经历着高度焦虑。(4)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能够通过影响活动和环境的选择来塑造生活方式。

Bandura的研究其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自我效能感越高,成功完成某一行为的几率就越高,因为自我效能感和认知、动机、情感以及选择这些与学习结果极为密切相关的因素都有相互关联。许多学生之所以语言类学科成绩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大量的陌生词句使得他们对能够成功完成语言学习的期望或期待过低,长时间低迷、无趣的失败体验导致他们在语言运用过程中的目标设定不明确、学习动机不能持续维持、承受的心理压力过大甚至是高度的焦虑,对自己语言运用能力的不能正确评估使得他们尤其是部分学习困难生对语言学习的自我效能感非常低,从而影响了学习的效果和结果。而由于技术促进语言运用具有情感激励属性,能够给学习者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增加了学习者成功完成语言运用活动的可能性,提升了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因而可能带来语言运用活动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假设二:“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思维假设——技术可以借助语言提升思维品质进而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实际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备为关注的问题。当前较为同意的观点是语言是思维的一个组成要素,这个结论主要是针对思维的加工材料而言的[29]。所谓思维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对思维状态的一种理解,思维状态包括信念、欲望和知识,这些促使我们去解释和预测别人的行为[30]。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复杂的推理,这些推理我们一直都在使用,但是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反思它们。语言对于思维而言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思维状态是不可观察的,语言是思维状态重要的信息源泉。信息的获取可以来源于语法和语义系统,也可以来源于语用系统,而事实表明,大量的语言接触尤其是儿童与兄弟姐妹的接触对儿童思维的发展是有好处的[31]。语言技巧增进思维的发展,同时思维的发展使得有意义交际中的投入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思维的预测器,当然至于语言中的哪个部分对思维具有预测作用,说法众多,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辨别[32]

当然,从思维测量的角度来讲,思维的品质被认为是有助于对思维进行量化分析的一个突破点。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思维品质应该包括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独特性、批判性和敏捷性五个要素[33],这五个要素不单单作为测量的变量来对待,它们对培养创造性思维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语言运用属于语言学这个大的领域,通过语言的发展促进儿童思维的发展是一种大的趋势,也是将思维的研究落到可观察层面的必要途径。

坦率地讲,技术要借助语言提升思维品质,这就意味着技术需要通过语言提升儿童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独特性、批判性和敏捷性,而技术与每一个属性的关系研究(比如技术与深刻性、技术与灵活性等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思维假设就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技术与思维深刻性、技术与思维灵活性、技术与思维独特性、技术与思维批判性、技术与思维敏捷性,相应假设可以表述为:(1)技术促进与思维深刻性的正相关程度越高,可能对学生思维发展产生越发良好的影响;(2)技术促进与思维灵活性的正相关程度越高,可能对学生思维发展产生越发良好的影响;(3)技术促进与思维独特性的正相关程度越高,可能对学生思维发展产生越发良好的影响;(4)技术促进与思维批判性的正相关程度越高,可能对学生思维发展产生越发良好的影响;(5)技术促进与思维敏捷性的正相关程度越高,可能对学生思维发展产生越发良好的影响。当然,儿童思维品质的五个方面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技术促合的过程中,语言运用活动也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对儿童思维品质的促进也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缺失了哪一个方面,对思维品质的提升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假设三:“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的记忆假设——“一定阈值”和“适当反复记忆”的基础上,在“真实情景中”的活动越多,语言运用就越熟练

这条假设的核心是告诉我们在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过程中怎么样才能有牢固可靠的记忆,比如对词汇的记忆、对句子以及语法的记忆等。“一定的量值”是指记忆需要有一个词汇或句汇或语法结构的最低限度值,只有达到了这个最低限度值,记忆的状况才有可能进入长时记忆;“适当的反复记忆”是指需要一定次数的巩固和练习;“真实情景中的运用”是指需要在真实的语言情景中进行运用的活动才能最终实现牢固的长时记忆,才能达到复杂情景中的灵活迁移和变通。

“一定阈值”是有认知依据的,这就是心理词典理论中的Summation假设。该假设是由Hillis & Caramazza在1991年提出的,他们认为亚词汇机制会部分地与语义信息合作用来调节在阅读任务中词汇语音输出的表征激活[34],这个假设的基本根据1998年Caramazza使用领域(范畴)特异性知识系统(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Systems)来描述。领域特异性知识系统认为语义系统的概念知识是分范畴组织的,这些组织在神经系统中有不同的水平,最基础的组织水平反映了在对生命物体成功认知过程中为应对进化压力而产生的神经适应[35]。Caramazza还预测会有更广泛的领域知识包含在这些结构中,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范畴类别,而且还能反映语义范畴成员的相关属性。大多数语义范畴特异性损伤的临床病例研究还是较为支持Caramazza等人的Summation假设的,比如阅读中词汇的提取主要是正字法信息和语义信息的交互激活,比如提取“伙伴”这个词语,通过语义通路激活与这个词的语义相关词条的正字法表征,通过非语义通路激活与这个词的正字法相关的正字法表征,在语音输出过程中这两条通路中的信息相互交互与整合,在正常的情况下目标词“伙伴”就受到两条通路同时激活先达到阈值完成输出,这样就较为完整地解释了心理词典中词汇选择的基本神经机制。

“适当反复记忆”也是有认知依据的,Kandel在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的转化的研究中认为,长时记忆的形成需要开启某些基因,编码抑制蛋白的基因肯定为经验设立了一个阈限,只有超过这个阈限的经验才能进入到长时记忆中[36]。换言之,短时记忆转向长时记忆需要有一个经验的最低限度,重复练习可以使得“熟能生巧”。当然,这里的经验不仅仅是指知识,而且也包括了和知识有关的一定的量值限度。当然,更为我们熟知的艾宾浩斯记忆曲线也为“适当”的反复记忆提供了有利的科学依据。

“真实情景中运用”同样有认知依据的支持。语觉论认为,在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过程中有内反馈线和外反馈线之分[37]。内反馈只和言语理解(即“听”)的心理加工过程有关,外反馈则和言语理解以及话语生成(即“听”与“说”)的整个言语加工过程有关。语言的本质是交际。若从这一最根本的功能特点考虑,那么不论是内反馈还是外反馈,都离不开“交际者”(即参与对话的另一方),一旦失去交际方,不仅外反馈要中断,内反馈也要中断。参与对话的双方的存在即真实情景中的语言运用才是最终实现语言理解和生成的主要因素,也是学会语言的最为重要的标志。

从语言刺激物的输入到最终的输出,“一定的阈值”“适当反复记忆”“真实情景中运用”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很多语言教学以及语言类的网络产品只是过分注重了前两条,而忽视了最为重要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真实情景中的运用”这一条,导致很多时候出现事倍功半的后果。

假设四:“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问题解决假设——群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互动的越多,个体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的质量就越高

祝智庭教授在协同学习模型中将个人长短时记忆和群体长短时记忆的互动关系作为形成协同学习的核心[38]。技术促进学习的原理也认为,若要学习者在一个虚拟学习环境中能像在“教室”环境中一样地交流,甚至能优于现实环境,需要满足以下群体归属感、个体成就感以及情感认同感三个基本条件[39]。实际上,这说明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在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学习者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往只关注于将词语与词语、句子与句子、语法与语法联结起来,使得原来孤立的记忆单词变成了联想式的单词记忆,每一个单词都有相应的词根或意义相近单词的延伸,一定程度上减轻学习者在记忆的上负担。但是在技术促进的环境中,单词积累的速度和学习者的群体归属感、个体成就感以及情感认同感是成正比例关系的:(1)学习者记忆的单词越多,学习者在实战练习中作对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学习者获得高分或高度奖励的机会就会增多,学习者的成就感就越强;(2)学习者就会越加信任这种学习方式,获得群体归属感的机会就会逐渐增加。这样,上述三个条件中的“群体归属感”和“个体成就感”已经满足,那么,情感认同这个条件如何满足呢?这就是一个学习者问题解决方式转变的问题。

如果说学习者从孤立记忆单词到使用单词与单词之间的关系记忆单词是学习者学习语言的第一个飞跃,那么学习者从使用单词与单词之间的关系记忆单词到使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学习的方式转变则是学习者学习语言的第二飞跃,也是学习方式转变和问题解决的最为关键的飞跃,我们可以将这一飞跃简称为从“词立方”转向“人立方”。

人立方的概念来自于六度空间的概念。六度空间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所设计的“连锁信件实验”[40]。六度空间理论体现了一个客观规律: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没有间隔361度,也没有100度,只有六度[41]。在虚拟学习社群中,随着词立方使用频度的增加以及某一些词被频繁点击,词立方实质上逐渐向人立方转移,学习者通过词立方记忆单词的方式已经转变成为学习者利用人立方进行学习。人立方相对于词立方而言,不仅仅只有单词的信息和图示,而是附加了一种社群中问题解决的方式,这种方式下可以允许个人记忆单词、可以允许竞赛、可以允许从众,学习者有着充分的自主权和支配权;同时学习者可以和同伴进行交流讨论,相互传授学习的方法,这种隐性知识的传递在社群中也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词立方是将个人记忆贡献给组织记忆,而学生一旦掌握人立方,就会轻松地将组织记忆转化为个人记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语言学习者认为自己在社群中能够很快解决问题的主要原因。

假设五:“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习惯假设——技术使用与语言学习习惯的博弈越趋近于平衡,技术提升语言学习绩效的机会就越大

一项新技术的使用对于任何学习者来说,使用体验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知道,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习惯是在长期的学习中积淀下来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轻易改变的。就拿儿童学习英语来说,大多数的学习者学习英语必须从单词开始起,这就是学习者的一种学习习惯,如果不从单词开始学起,英语学习就非常吃力,至少不是那么太容易;大多数的学习者学习语文必须从生字开始学起,这也是一种学习习惯,如果直接从阅读开始学起,大多数学习者是不太容易接受的。语言学习习惯是语言学习者在一种学习情境中所积累的、以个人体验为主的一种直接经验,而新技术的学习恰恰需要一种适应期和体验期,需要和以前固有的语言学习习惯进行一种博弈,博弈的结果无非就是两种,一是学习者接受并大量使用新的技术;二是学习者不采纳这种新技术。

技术使用和语言学习习惯之间是一种博弈关系,这种博弈关系越趋近于平衡,技术提升语言学习绩效的作用就会就越大。这种平衡的涵义是说,既不是技术占据强大的优势急速改变学习者已有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不是面对固有的学习习惯,技术丝毫不占优势,而是技术对于学习者而言,既迎合了学习者固有的学习习惯,又对学习者当下的学习任务给予绩效支持,让学习者体验到一种运用这种技术可以解决某种问题确实存在可能性,进而逐渐增加其对技术驾驭的熟练程度,让这种技术逐渐像书、练习本一样融合在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中,在幕后成为学习解决问题的助手,这样技术提升语言学习绩效的机会就会增大很多。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语言运用是指儿童在习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操作和使用语言文字进行社会真实体悟并交流和表达的过程。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五个假设为:自我效能感越高,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技术可以借助语言提升思维品质进而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一定阈值”和“适当反复记忆”的基础上,在“真实情景中”的活动越多,语言运用就越熟练;群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互动的越多,个体成功达成语言运用活动的质量就越高;技术使用与语言学习习惯的博弈越趋近于平衡,技术提升语言学习绩效的机会就越大。

五、研究的实践意义

学习语言的目的首先是交流,不论是语言教学也好,还是语言类网络学习平台开发也罢,技术促进语言运用五个假设对于学生快速学习语言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语言是学了就要用,学了就马上用,而且在一定语言情境下使用,语言运用的效果和效率就会提高很多。目前大多数中学生作文的通病是缺乏真情实感,文章表达千篇一律,词语运用能力匮乏,大多数作文在套模板、套主题,读起来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味。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学生几乎都是谈“作文”色变!市场上销售的语言类网络学习平台大都是直接出示单词,然后配图、配解释、配音,较为高级一点的能够跟读、录音,功能相当齐全,拿到市场中一运行,孩子的单词量果然有所增加,就鼓吹这款产品是“成功”的。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单个单词反复记忆能够增加学生的单词量这个事实,机械记忆单词在短期内对于学生词汇量的增加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这样的语言类产品却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认知负担,尤其是面对着计算机逐个背诵这么枯燥的单词,几十个、几百个,里面的辛苦是成人难以想象的。将单词的呈现放到一个情景对话中,让儿童直接面对和他生活环境非常相似的情景对话,一个情景对话中出现的单词数量和句子可以随年龄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必须以短时间为主,比如10分钟或5分钟以内。在这样的情景中学习单词,学习者会产生非常大的兴趣,原因是情景对话的整体认知对单词的学习起到了一种语义记忆的作用,儿童在学习对话的过程中就能很好的学习单词,而不再是对单词一个一个进行背诵,这就是一种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典型实例。

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薄弱的阶段,需要认知神经、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以及教育技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这种深入研究将会大大超越人们当前对于技术仅仅停留在“双刃剑”的浅层次认识上,对于未来人类语言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3][6]莫雷,李惠健,李利.婴幼儿书面语言机能发展研究[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31-32.

[2][5][7]黄仁发.中国儿童青少年语言发展与教育(二)——中小学语言发展与教育[A]. 朱智贤 (Ed.).中国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C].北京: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128-229.

[4][17]陈黎明,刘振前.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46-47,57.

[8]夏征农.辞海(普及本)[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131.

[9]Aitchison,J. The articulate mammal: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5th ed.)[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8.194-203.

[10][11]周国光.词汇的心理属性和词汇的体系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57-64.

[12]周兢.重视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J].学前教育研究,2002,(3): 8-10.

[13]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M].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49-263.

[14][15]Ninio, A., & Snow, C..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s: Learning to use language appropriately[A]. T. K. Bhatia & W. C. Ritchie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99. 347-383.

[16]濮侃,庞蔚群,齐沪扬.语言运用新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2.

[18]刘儒德等.教育中的心理效应[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4-76.

[19]何克抗.创造性思维理论——DC模型的建构与论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4-56.

[20]彭聃龄,张必隐.认知心理学[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333-336.

[21]钱学成,乔宽元.技术学手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118-119.

[22]刘美凤.广义教育技术定位的确立[J].中国电化教育,2003,(6):9-16.

[23]Reeves, TC.The Impact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in Schools--The Research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Bertelsmann Foundation[DB/OL].http://it.coe.uga.edu/~treeves/edit6900/BertelsmannReeves98.pdf,2010-08-24.

[24]Salomon,G.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A]. M. C. Alkin (Ed.).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th Ed.)[C].New York: Macmillan,1992.  892-903.

[25]Rupert Wegerif.思维、技术与学习综述(下)[J].远程教育杂志,2009,(6):36-45.

[26][27]Albert Bandura. Albert Bandura(1925-present) [DB/OL]. http://fac.hsu.edu/ahmada/3%20Courses/2%20Learning/Learning%20Notes/12%20Bandura.pdf, 2010-08-24.

[28]Albert Bandura.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ing[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1993,28(2):117-148.

[29]何克抗.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3-98.

[30][31][32]Miller.C.A.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ory of Mind[J].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2006,15(2):142-154.

[33]林崇德.我的心理学观——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98-400.

[34]Hillis,A.E.,&Caramazza,A. Mechanisms for accessing lexical representations for output: Evidence from a category-specific semantic deficit[J].Brain and Language ,1991,40(1):106-144.

[35] Caramazza, A., & Shelton, J. R.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systems in the brain:the animate-inanimate distinction[DB/OL]. http://www.wjh.harvard.edu/~caram/PDFs/1998_Caramazza_Shelton.pdf, 2010-04-03.

[36]Kandel,E.R.追寻记忆的痕迹(罗跃嘉等, Trans.)[M]. 北京: 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7.182-192.

[37]何克抗.语觉论——儿童语言发展新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12-114.

[38]Zhu, Z., Wang, Y., & Luo, H. Synergistic Learning for Knowledge Age: Theoretical Model, Enabling Technology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J]. Advances in Web Based Learning – ICWL 2007, 2008,LNCS4823: 207-217.

[39]黄荣怀等.关于技术促进学习的五假设[J].开放教育研究,2010,(2): 11-19.

[40][41]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人立方:六度连连看[D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edc7a0100buk2.html, 2010-08-24.

[*] 本文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09年度博士生科研基金“不同语言水平下的个体内在差异研究—以儿童打写作文文本为例”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