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春天的故事

专访《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香港商报》总编辑陈锡添

　　尽管是北国的初冬，但春天的希望却正在津沽大地孕育滋生。

　　在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一个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香港商报采访团抵达了天津，来到了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综合配套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

　　采访团的团长名叫陈锡添，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但提起1992年邓小平深圳南巡后，那篇轰动全国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很多人一定仍记忆犹新。陈锡添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作为当年《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他曾全程陪同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

　　连日来，在天津滨海新区走访，这位67岁的总编辑，这位走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报道最前沿的资深记者不无感慨地说：“滨海新区让我大开眼界，中国未来发展的10年中，滨海新区必将是最大的亮点。”

　　谈到《东方风来满眼春》：

　　“历史机遇”成就“神来之笔”

　　说到陈锡添，必然要提到16年前他的那篇著名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就必然要提到在中国改革开放停滞不前、人们思想摇摆不定时，邓小平的那次深圳南巡讲话。

　　所有的因素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突然激荡在一起，也就迸发出了陈锡添当年让众多同行羡慕不已、又佩服不已的那篇“神来之笔”。

　　对于过去，陈锡添很谦虚，他说，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只不过是他碰到了，并且没有错过。

　　1992年1月的一天，身为《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接到市里的通知，邓小平要到深圳来视察，让他全程陪同，要求他写好报道。

　　“我当时就有预感，小平的这次南巡决不是一次简单的度假，但没想到会对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巨大影响。”一边说着，陈锡添一边点燃一支香烟，缭绕的烟雾在他眼前飘过，他的思绪又回到那个过去的难忘时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上还存在一股“左”的思潮。这种思想认为，改革开放会导致中国社会演变成资本主义，并且认为这个危机就来自于经济领域，因此对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问问姓“社”姓“资”，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大家做任何事情都战战兢兢，唯恐被人说成“资本主义”。

　　陪同邓小平的几天里，陈锡添极力记住老人家的每一句话，一一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每天晚上回到住处，再连夜整理出来。

　　很多当时邓小平的谈话，让陈锡添记忆犹新。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不要争论，不争论是我的发明”，“一定要抓住经济这个中心不放”，“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有条件的地方能快则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当时上头通知不作报道，但我仍详细记录下小平同志的每句话，我想总有一天我能把小平的谈话内容发表出去，有小平谈话精神指导，全国人民就有了方向。”陈锡添说，这就是当时他的想法。

　　而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在动笔撰写前，陈锡添曾为一整版邓小平视察深圳的图片配写了500字的短文，记述了邓小平的一些讲话，但都没敢发表。

　　而事隔一个多月后，1992年3月22日，他翻看《南方日报》，看到一篇通讯《小平在先科人中间》，写的就是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事情，而这个记者当时并没有在现场，是事后外围采访撰写的稿件。

　　这对陈锡添触动很大，他可是陪同邓小平的当事人，人家能写，为什么深圳的记者不能写。于是他回到家里抄起笔就开始写稿。

　　陈锡添回忆说，当时他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文思泉涌，心潮澎湃，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他用“白描”的方式详细地把邓小平在深圳的言行都记录了下来。

　　他还给自己这篇1.1万字的通讯起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题目“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李贺的诗句，是陈锡添上大学时就非常喜欢的一句诗，用在这里，他认为再恰当不过了。

　　3月24日在报社发排大样时，陈锡添经过反复斟酌，又把稿件中邓小平说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不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句话删了下去。

　　如今，陈锡添说那时自己还是胆子小，现在想想有些遗憾。

　　3月25日，他拿着这篇排好版的文章到市委宣传部审稿，当时的深圳市委宣传部杨广慧部长对他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把关，但不要把小平同志写成神，而要写成人。”

　　3月26日，这篇《东方风来满眼春》见报了，报纸刚发出去，就被深圳的市民抢购一空。由于很多企业都想买却买不到这份报纸，报社不得不加印，一时“洛阳纸贵”。

　　1993年，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副团长，陈锡添去美国采访。没想到，美国媒体对他的文章也非常熟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非常感兴趣，美联社和纽约时报还把《东方风来满眼春》翻译成英文转载发表。

　　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们把陈锡添的这篇文章和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为最令他们自豪的两篇“历史关头的雄文”。

　　而说起这篇成就自己事业的文章，陈锡添说，他只是借助了伟人的智慧，因为文章里面记述的邓小平的谈话终结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从此把人们的思想统一集中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上，而国家尤其是深圳特区的发展从此更是日新月异。

　　率领着香港商报“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采访团，陈锡添已经采访了湖北、贵州、江苏、河南、天津等地。他说，各地改革开放以来变化非常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到现在全面改革开放大好格局，这证明了小平的谈话是正确的。即使是现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仍有着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文/新报记者 李汝斌

　　摄/新报记者 许 凯

　　本文采写得到《香港商报》天津办事处主任邢宝华大力协助

                                                                                                                                                           来源：每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