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助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
　　《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判决》（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致科学院的报告》（1971）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