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

“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不久结了婚。我们有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这十年间我白天黑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很好，我们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

“十年中间，我们稍微积蓄了一些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穿，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只是我的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划给我的那块地皮，面积有六百平方米，离飞机厂不远。要是我的小房子盖在别的地方，生活也许会换个样子了……”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来了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难免眼泪汪汪。阿纳托利只是抽动肩膀，好像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琳娜……我们共同生活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浊而没有表情，好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勾住我的脖子，浑身哆唆，好比一株刚砍倒的树……我对她说：‘坚强些，我亲爱的伊琳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抽一口气：‘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世……再也……见不着……见不着面啦！’”

他讲到一半忽然中断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他的喉咙里有样东西在翻腾，在咕噜咕噜地响。别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那两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在哆嗦……

接着他竭力克制住激动，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嘶哑的声音说：“我跟孩子们告了别，向车厢跑去，在火车开动时跳上踏板。火车慢慢地离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们的旁边经过。我看见我那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挤在一块儿，向我挥着手，他们想笑，可是没有笑成。伊琳娜两手狠抱住胸部，嘴唇白得像纸，还在喃喃地说着些什么，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整个身子向前俯冲着，仿佛要顶着狂风开步走来……她就这样一辈子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双紧紧抱住胸部的手，两片苍白的嘴唇，一对充满泪水的睁得老大的眼睛……我在梦里看见她，多半也是这个样子……

……

（主人公参军被捕入集中营，获救之后……）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军官，个个都亲切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出来的时候，激动极了，因为两年来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当我跟首长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好一阵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样。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啦……

“我立刻从医院里写了一封信给伊琳娜。我很简单地写了写，怎么当了俘虏，又怎么带着德国少校逃回来。瞎，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像孩子那样吹起牛来的？我忍不住告诉她说，上校答应要奖赏我……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却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家里没有回信来，说实话，我开始发愁了。根本不想吃东西，晚上也睡不着觉，各种古里古怪的念头尽在脑子里转……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从沃罗涅日来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写的，而是我的邻居，木匠伊万•季莫菲耶维奇写的。唉，但愿老天爷不要让人家也收到这样的信！……他告诉我说，还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里，德国人轰炸飞机厂，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里……唉，他写道，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在原来的房子那儿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坑……当时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我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邻居写道，轰炸的时候阿纳托利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弹坑，连夜又回城里去了。临走以前对邻居说，他将请求志愿上前线。就是这样。

“等到我心松开了，血在耳朵里冲击的时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车站上怎样跟我难舍难分。这么看来，她那颗女人的心当时就预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了。……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来慢慢经营起来的，可这一切都在刹那间给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想：‘我这悲惨的生活会不会是一场梦呢？’在战俘营里，我差不多夜夜——当然是在梦中——跟伊琳娜，跟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不要为我悲伤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的，我们又会在一块儿的……原来，两年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低低地用另一种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一个星期以后就来到了沃罗涅日了。我走到我们一家住过的那地方。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坟地一样静。唉，老兄，我实在难受极了！站了一会儿，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车站。在那边我连一小时也呆不下去，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不过，过了三个月，我又像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洋洋啦：阿纳托利找到了。他从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看样子是从另一条战线寄来的。我的通讯处，他是从邻居伊万•季莫菲耶维奇那儿打听来的。原来，他先进了炮兵学校。过了一年毕业了，成绩优良，去到前线，而信就是从前线写来的。”

“夜里醒来，我常常做梦：等到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可以团聚。可是，就连这些梦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进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等到战事快要结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给阿纳托利，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跟儿子打两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两人间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见面。哎，见是见到了……五月九日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纳托利被一个德国狙（jū）击兵打死了…… ”

“那天下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像看见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转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像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lì）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士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纳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托利……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纳托利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jié）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