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深处有一个居住着四十多户哈尼族人家的龙塘村，崇山峻岭如同屏障将其与山外“现代文明”隔开，那里至今还不通公路和水电，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度“宝钢奖”获得者、少数民族经济法学博士生朱玉福就出生在那里。

上个世纪70年代，像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朱玉福家穷得一无所有，八个兄弟姐妹，两个哥哥上中学，靠父母挣工分，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每年三月份以后，家里就断粮了，只能用野菜充饥。不过苦难也是一种财富，现在碰到再大的困难，他都能泰然处之。 谈起朱玉福求学的艰苦经历，他有太多的感慨。

山沟里的村寨只有一个仅至三年级的“破旧”小学，要继续读书，就得到几十公里外的村公所小学去住读。村公所小学没有学生食堂，只得自己做饭。每逢星期天，一个十岁的孩子得从家里背上一个礼拜的粮食、油盐、咸菜，沿途拾些柴火，每天放学后，就在学校屋檐下支起火塘，学着做饭,遇到雨天烧不着火，吃半生不熟的米饭或挨饿则是常有的事。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里人手不够，四年级的下学期，朱玉福的大哥要他回家放牛。在失学的日子里，他放过牛、看过羊、犁过地、耙过田，什么样的农活都做过。

就在朱玉福辍学一年多之后，乡公所一位姓白的副区长到他们寨子检查工作，得知他辍学原因后，再三做他父亲和哥哥的工作，他才如愿以偿地回到学校继续念书，提起此事，朱玉福至今还对那位副区长感激不尽。

在乡里上初中也是困难重重，离家几百公里，食宿条件又很差，龙塘村就只有他一人坚持读到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时，朱玉福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离家更远的个旧市重点中学，这为他日后继续深造打下了基础。从“山沟”里来到“繁华”的个旧市，触摸到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使他的求知欲更强了，动力更足了，目标更明确了。“要不是在州重点中学上高中，要考上大学太难了”，朱玉福无比幸运地说。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加上他的刻苦努力，”朱玉福于1991年考取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别说是在山坳里的龙塘村，就是方圆几百里地的哈尼山寨也从来没有人到过北京求学，所以家乡父老都戏称他是“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大学毕业后，朱玉福被分配到云南省红河州国家安全局工作。他过不惯安逸舒适的机关生活，1997年主动要求到贫困县上新乡搞扶贫工作。期间经历了瓦灰村雨季山体滑坡，当时300多户人家严重受灾，无家可归，缺衣少食，急需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援助。朱玉福看着父老乡亲的困苦，心急火燎，他及时地写信向母校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求援。哀牢山人民的困难牵动着母校师生的心，仅几天时间，师生们就捐出了数以万计的钱物。当贫困的乡亲手捧棉袄衣裤时，无不感激着北京人民的关爱，朱玉福也因此而受到乡亲们的信任和州政府的表彰奖励。

朱玉福在家乡四年的工作之中，深深地感到自身的知识不足，要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管理干部更应懂得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怀着这一愿望，1999年他又回到北京，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在职少数民族经济法学硕士学位。朱玉福十分珍惜这次求学时光，学习如饥似渴，在短短的二年时期里，他不仅如期完成硕士学位课程，而且于2001年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成为哀牢山地区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读博期间，朱玉福在导师宋才发的指导下，专门进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系统理论方面的研究，试图站在经济、法律理论的高度上来研究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由于这方面的知识过去从未涉足过，基础差底子薄，在读博期间他倍加努力。在导师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在学校其他老师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现在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已学有所获，已在《贵州民族研究》、《内蒙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分别发表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探讨》、《加强民族乡法制建设，保障民族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十多篇学术论文。由于他在读博期间科研成绩突出、表现优异，荣获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度“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博士生）奖”。

谈到今后的打算，朱玉福深情地说:“作为哈尼族的后代，祖先靠刻木记事,而我沐浴着党和人民的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