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具体表现及其历史演变

　　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人才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学说之一，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古代选人用人的基本依据，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追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中，围绕着爱才、重才、识才、辩才、选才、取才、育才等问题，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都有着个人的思想学说，从先秦到明清，从孔子到龚自珍，可谓源远流长，且卷帙浩繁，思想丰富，观点纷呈。从纵向角度看，中国古代传统人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原始社会——传统人才思想开始萌芽。 
　　这一阶段，人才思想萌芽的具体表现是神话传说。原始社会，那些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人或人群，被人们神化，出现了神的概念。这些神的形象不仅具有现实中相对优秀的人的优秀素质，而且具有现实人不具有的、人们向往人应该有的属性，这是古人对人才的最初定义。神化传说中的人才思想，不仅有了神的概念，而且有了对神的分类，即人类始祖类——盘古氏、女娲、伏羲；人民领袖类——神农氏、黄帝、尧、舜；为人类兴利除害类——女娲补天、禹治洪灾、精卫填海；追求光明自由类——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神化传说中的人才思想，为先秦人才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人才概念的基础。 
　　此外，与这一时期的人才概念相对应的选人用人制是禅让制。这种制度中闪耀着重用贤才的思想光辉。 
　　2.西东两周——传统人才思想实践尝试。 
　　这一阶段，神性被引伸到人本身，回到人本身的发展中来。于是，贤、能者、秀者、英雄、人才等概念逐渐产生出来，《诗经》中有多处歌颂现世的人民领袖、英雄、君子，描述他们，评论他们，对他们寄托希望。人民对神的崇拜逐渐变成对人才的爱戴。西周统治者在社会实践中采取了自下而上、层层选拔贤能的制度。《礼记?王制》记述了实施“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细恶”的基本政策。西周的这一尝试性的人才政策实践，包含了重要的人才思想，虽然还处于萌芽后的发展阶段，但给我国后来人才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即把人才理解为现实中有道德、有能力、相比较更优秀的爱民治国之才。 
　　3.春秋战国——传统人才思想初露锋芒。 
　　这一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也是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时期。随着中央势力的削弱，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内政得治、经济发展，并且要争夺贤才良将。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极力宣传贤才是国家兴旺发达之所系，批判奴隶制的“仕卿仕禄”制度，主张“选贤传能”“有能则举之”，并主张扩大选才范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孔子的人才思想，其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理想性，即人才是具有极高精神境界的“仁人”“圣人”；伦理性，即人才要进行严格的个人道德修养；人民性，即人才必须为当时当地的人民谋利；政治性，即人才必须通过政治实践为政、为官，实现自己的仁政。 
此外，这一时期的选人用人制是养士制。乱世用才，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士”的作用尤为突出。国君和士大夫都争相“招贤纳士”，齐国的孟尝君是代表之一。 
　　4.两汉三国——传统人才思想不断发展。 
　　这一时期人才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围绕“人的才能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进步的人才思想批判了先验主义的神学认识论，建立了注重效验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强调知识和才能必须由实践经验去获得，并认为人才是分层次的，要从实际效果去评价人的才能高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充的人才思想。他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神圣莫测”进行了有力批判，建立了注重效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人才观。他明确指出“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生知者”，认为学习可以使人“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主张“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与此同时，王充还对古代各类人才作了分类，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者为鸿儒。”
此外，这一时期，选人用人制也经历了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转变。 
　　5.隋唐时期——传统人才思想逐步完善。 
　　隋唐开国之初，急需大批善于治事的官吏，统治者意识到完全承袭过去的“九品中正制”，显然会危及统治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不得不考虑人才的选拔制度。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才思想和政策以及隋唐的科举制度便产生了。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因此，他主张在统治阶级中尽量做到不计亲疏、门第、种族选拔人才，“以德行学识为本”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各取所长”是唐太宗用人的原则，他说“用人如用器，各取之所长”，这种“用其所长”的原则，对当时发掘人才，发挥各类人才的才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宋元明清——传统人才思想趋于成熟。 
　　宋代王安石的人才思想最具代表性，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通篇讲的都是人才问题，堪称是中国古代的一篇颇有灼见的“人才学”论文。他说，“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可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人才的教育、选拔、使用、管理联系起来考察人才和人才问题的思想家。他还认为，使用人才首先要看人之德要，“随其德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他强烈地反对以“资序”任人的办法，批判了“论资排辈”的旧习。 
　　明代政治家朱元璋在灭元称帝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贤才，国之宝也”。为了巩固明朝，他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人才思想和有关措施。他强调提出“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也”“贤才不备，不足为治”。“以德行为本，而文才次之”“量才适用”是朱元璋选才的标准，完全突破了选才按门第、出身的旧习，对优秀人才则主张破格使用。 
　　清代前期的许多君主沿袭了前人的人才思想，如康熙的“致治之道，首重人才”等。清代后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许多进步的人才思想，龚自珍的人才观是一个典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可以反映出他的用才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痛恨那种只讲资格、不讲能力、摧残人才的作法，建议“改功令，以收真才”。

　　 　　从以上历程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才思想发展史，是我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人才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的历史, 也是进步的民主的人才思想和落后的反动的人才思想斗争的历史。这些思想主张内容广泛，寓意深刻，论述精辟，既符合传统伦理道德，又适应经邦济世需要，构成了中国古代的人才思想体系，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对中国历代社会的阶级统治巩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