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创作谈：“以小见大”与“见得深，知得真

    王愿坚论“以小见大”

    “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创作者有了丰富的生活感受，然后从中选取了一个看来不大的东西，努力开掘、提炼，写出了这个东西的内涵，写出了这个“小的”和“大的”（即整个社会生活）的联系。这就是常说的“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这不是由什么人任意决定的。因为作家面对着两个大矛盾：一个是生活自身的无限广阔性和作者自身生活局限性的矛盾──对于生活，作家永远没有够用的时候；另一个是：哪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局限，而作品又要概括生活，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对于生活总体，题材永远是不全的。怎么办？这两个矛盾在创作上统一起来，办法就是“以小见大”，找到那个能够“见大”的“小”，用部分去显示全体；从一雕栏，就能看到整个宏伟的大厦。军事文学，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出路，走上了坦途。

     “以小见大”，就是要从生活里找到那种艺术上重大的东西。我觉得多少年来，我们创作人员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重大的当作在艺术里也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许多无效劳动，这很不合算。《白毛女》里的喜儿和《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是农村贫苦人家的女儿；董存瑞、刘毛妹，都是人民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他们在生活里并不决定着革命和战争的成败进退，然而，在艺术里却是重大的。抓住了，写透了，就概括了一个时代，显示了艺术作品的分量和力量。

     我想，文学是最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积上，惊人地容纳下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回顾一下我们军事文学的历史，是很开窍的。记得我初学写作，就读过《平原烈火》《活人塘》和《铺草》，它们写的东西并不那么大。稍后读到的《百合花》《方妞》《黎明的河边》和《尹青春》，也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新媳妇和她的一床被子；一个小孩；一次带路行军；一个战士入党，能有多大？然而，这些作品却都寻得了艺术里的“大”，写出了生活里的“大”，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千万别轻视这个“小”，问题在于它能不能“见大”，作者能不能从中获得发现和把它写透。我们山东根据地里那些老大娘，踮着小脚，抱着根磨棍在磨道里走呀走呀，磨军粮、摊煎饼。她们不也是徒步行军两万五千里，算得一位长征英雄？所以，罗荣桓元帅说：“写战争，别忘了描写战争中的山东人民。”支前的民工，自己嚼着地瓜叶，扛一根扁担，推一辆小车，把山一样的粮食和****送到淮海战场，去打赢这场战略决战。所以，刘伯承元帅说：“淮海战役，五十五万五千敌军，是华北几省人民用小车推垮的。”

     有文学价值的东西，永远不会小。在生活里，一只蚂蚁该是小了吧。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谈论作品的细节，老战地记者、长篇小说作家黎明同志说道：某次战役前，纵队首长下定决心的一刻，指挥所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一只蚂蚁在地图上爬。蚂蚁，引起了我们心灵的震颤。一只蜘蛛也够小了。三年前，薛明同志对我说到她和贺龙元帅在“牛棚”里的生活，讲到这么一件事：一天贺龙同志忽然惊叫起来：“看，你耳朵里都长了蜘蛛网了。”一个细节抵得上万语千言，深刻而独特地表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忍和老革命家及其亲人蒙受的苦难。

     当然，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微而足道”；但归根到底要的还是大，是深刻开掘所获得的那个大，是具有较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那个大。把生活写开，把生活写美，使人变大，决不意味着否认题材的制约，提倡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近年有个别作品，不重视开掘题材的内在潜能，不注意小和大、和时代、和社会的关联，就小写小，越写越小，事小人也小，创造了些“小人儿”的形象；甚至写卑微，写卑劣，以至于欣赏卑劣的东西，制造了些鲁迅所反对的“使人变小”的艺术。这是很不好的。中央领导同志去年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注意郑卫之音，悲歌散楚，悲歌，是可以散楚的啊!

（摘自王愿坚在1982年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见得深，知得真

    《七根火柴》这篇小说的构思，说来有点奇特，它是从突然闯到面前的一个形象发端的。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了这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茫茫的雪山上迎着风暴走着，一个红军战士身子一歪，摔下雪坡。几番挣扎，他被深雪埋住了。随着战友们的视线望去，只见白雪上留着一只手，在这只手心里托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证。这，就是《七根火柴》最初的胚芽。

     说不上这个形象是从哪里来的了，但是，可以肯定，它是从我的见闻和感受里来的。在战争中，我多次看见过这样一种战士的手，握着枪的，攥着担架杆的，拉着战友的，抚摸在同志额角上的……如今，我已经不能确切地说出，在我握着笔写《七根火柴》的时候，到底是想起了记忆中的哪一件事、哪一只手，但是，在这短短的2000字里，确实凝结了我在战争中直接获得的生活体验：关于人，关于人的手和心灵，关于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以及战士的忠诚。

     我不知有多少次在各式各样的雨雪里行军，多少次穿着湿透的军衣，站在冷风里发抖。那时候，能爬上热炕或者坐在篝火旁边，几乎成了“最高的理想”了。有一次，冒雨行军九十多里，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干纱，我和一个战友背靠背地坐在一个抬筐里，就算宿营了。一觉醒来，同志的体温居然把军衣烤干了。没有这种体验，卢进勇的淋雨就没有了实感。又比如，在抗日战争的一次反“扫荡”里，我曾经用拳头般大的豆饼支撑了四天。尝过了饥饿的滋味，我才能在纸上表现出“鸡蛋那么大的一团”青稞面的真正价值。

     在《七根火柴》具体构思的过程中，顺着雪山上托着党证的那只手，我调动起生活和思想的积累去思索，慢慢地，透过现象进入了革命战争的纵深，看到了支配着那只手的战士的心。那颗心是多么的美啊!它把个人和革命事业联结得那么紧密，它对集体的关怀是那么自觉，它表现了革命者对革命的无比忠诚。

     就写这颗心!就写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战士心灵光辉的闪耀!

     但是，雪山这个环境，没有话语，没有动作，是难以表现的，于是我便把它搬在草地上。这时又想到老同志讲故事当中多次谈到火对于长征部队的重大作用，便把七根火柴夹进他的党证里。这样，原来从众多故事中得到的主题便获得了表达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出现在人物精神光芒闪耀的一霎间，也用不了很多笔墨去烘托、渲染。

     有些谈论《七根火柴》的文章，说它还有点境界。我自己心里明白：它不是一篇以艺术的精美见长的东西；如果说有点可取的话，倒是因为有点真知，反映了一点革命精神的火光，并且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思想与形象、哲理与诗情的统一。

（王愿坚，《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