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写作

【题目】写一篇文，来体现自己或他人的志趣爱好，性情等。

【要求】语言简洁形象，300字以上。

【例文】

矛盾自传
茅盾

我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我开始写小说时用的笔名。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父亲是前清秀才，后来从外祖父学中医。外祖父名陈我如，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嘉兴、湖州、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中医。我的母亲是外祖父的独生女，出嫁前在家塾受过良好的旧文学教育。

我十岁丧父。我进过戊戌维新后在浙江开办新学时设立在乌镇的第一所小学，后来又进过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在湖州），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在嘉兴）以及杭州私立安定中学。1913年（17周岁）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当时京师大学堂刚刚改称北京大学，第一次在上海招生。1916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由亲戚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在英文部，后到国文部，又曾参加《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小说月报》半革新时，我曾主持“小说新潮栏”编辑工作。同年11月我任《小说月报》主编，决定全部革新《小说月报》。同年12月底我与朱希祖、周作人（皆当时北大教授）、郑振铎、王统照（当时还在求学）、叶圣陶等12人发起“文学研究会①〔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的大型文学社团。”，12个发起人中，只我一人是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原为上海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在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宗旨。文人所盘踞，我主编后完全不用他们的稿子，并在《小说月报》上提倡写实主义文学，抨击鸳鸯蝴蝶派，引起他们的怨恨。同时，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守旧派也反对《小说月报》的全部革新。在内外夹攻下，两年之后，终于因为商务当局不遵守我在接编时所提出的条件，我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但仍在商务编译所“打杂”。《小说月报》由郑振铎接编，郑当时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儿童世界》。

1923年至1925年，政治活动占用我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工作退居次要之次要。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西山会议〕1925年，国民党老右派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开会，形成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后，恽代英〔恽代英（1895— 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我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尾，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蒋介石造谣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以此为借口，大肆进行反共活动。后，毛泽东同志辞去代理部长，我仍回上海。

1926年尾赴武汉。当时北伐军胜利占领武汉，已成立国民政府。我到武汉后，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同年7月初，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叛变，我离《民国日报》编辑部，旋即经牯岭①〔牯（gǔ）岭〕在江西庐山。回上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通缉一大批人，我亦名在通缉令中。因此，回上海后，即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此时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等小说。1928年夏赴日本。

在日本年余，写长篇小说《虹》及《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又短篇小说若干。1930年4月初回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时仍为地下生活，以写作谋生。除参加左联工作外，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写过反驳国民党喧闹一时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是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文学运动。（他们想用此来抵抗左联，欺骗青年）的论文《〈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写了长篇小说《子夜》，中篇小说《路》，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又速写、论文、杂文若干。曾担任大型文艺刊物《文学》的编委，并与鲁迅发起创办《译文》杂志。1936年初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我曾写文章表示赞助，后来鲁迅同意了胡风提出、冯雪峰赞成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亦表示赞成，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1937年抗战初期，我先到汉口，生活书店请我编《文艺阵地》，但因估计到武汉不能久守，且在武汉刊行的杂志又多，而华南则尚无文艺刊物，因此决定《文艺阵地》在广州出版，一、二期后又因广州印刷条件较差，移往香港出版，当时助编为楼适夷。在香港我又主编小型报纸《立报》的副刊《言林》。在香港时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又杂文若干。

1938年冬，应杜重远之请，赴新疆学院教书，于1939年春，到达迪化（今称乌鲁木齐）。在新疆除教书外，又任新成立之“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1940年，盛世才（当时新疆督办兼省长）撕掉进步的假面具，步步走向反动。我于1940 年4月尾离新疆，经兰州到西安，旋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约半年后，从延安到重庆，担任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这是挂名的事。在此时期，写了《白杨礼赞》《风景谈》等散文、杂文。皖南事变后，党动员文化界人士到香港办刊物，我经桂林到香港后，创办并主编《笔谈》，又参加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编委会，并在《大众生活》上发表长篇小说《腐蚀》。太平洋战争起，日军占领香港，我与邹韬奋等经东江游击队之帮助，离开香港，辗转赴桂林。当时由东江游击队帮助离开香港的文化人有一二千人之多。在桂林住了八九个月，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及散文、杂文多篇。然后又赴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在重庆期间写了若干短篇小说、杂文，及剧本《清明前后》。

1946年春，我回上海，同年12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赴苏联参观。1947年四五月间回上海，旋因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统治，我于1947年尾又赴香港。在新创办的《小说月刊》任编委，并在《文汇报》上发表长篇小说《锻炼》。 1948年尾，由香港地下党安排，我与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乘轮船赴大连，旋至沈阳。北京和平解放后，我与在东北的民主人士赴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我又参加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担任文化部长，直到1964年，改任政协副主席。我曾任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四届人大代表。打倒“四人帮”后，任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并副主席，五届人大代表。解放后，我写了若干评论，编为《鼓吹集》《鼓吹续集》，又曾写长篇论文《夜读偶记》及《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等等。

1979年9月

 

鲁迅自传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 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 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 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 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 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 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 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 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苦命人”自传--高尔基

我生于尼日尼诺戈罗德。父亲是士兵的儿子，母亲是小市民。祖父做过军官，因残酷虐待部下而受到尼古拉一世的降职处分。这个人粗暴到这种程度，致使我的父亲在10岁到17岁之间从家中逃跑五次。父亲最后一次成功地永远脱离了家庭──他从托波尔斯克徒步到尼日尼城，在那里给一个挂帷幔的匠人当了学徒。看来他有天赋，也识字，22岁时，科尔沁（现为卡尔波瓦）轮船公司就指派他做阿斯特拉罕办事处的主任。1873年由于受到我的传染，死于霍乱。从外祖母的话中可以看出，父亲是一个聪明、善良和非常愉快的人。

外祖父是从做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发迹的。沿伏尔加河拉了三趟纤，他就成了巴拉赫纳的商人扎耶夫的商船队的纤头，后来从事染线，发了财，在尼日尼城开设了大规模的染房。不久他就在城内购买了几所房屋和三爿印花和染布的作坊，当选为行会的首领，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届共九年，后来因为没有选他做手工业行会的头领，他感到受了污辱，辞了职。他笃信宗教，专横到残忍的地步，吝啬到病态的程度。活到九十二岁，在临死前一年，1888年，发了疯。

父亲和母亲是“私奔”结婚的，外祖父当然不能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一个出身卑微、前途渺茫的人。我的母亲对我的一生没有任何影响，她认为我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因而不爱我，她将要再嫁之前，就已把我完全交给了外祖父。外祖父从《圣诗集》和日课经开始了对我的教育。后来，七岁的时候，送我上了学。我在学校学习了五个月，学习得不好，我憎恨学校的制度，也恨同学们，因为我总是喜欢独自一个人待着。我在学校感染上天花之后就辍了学，以后再也没有复学。这时我的母亲患急性结核病死了，外祖父也破了产。外祖父家是个非常大的家庭，因为两个儿子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都同他生活在一起。在这个家庭里，除外祖母这位善良得令人惊叹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老太婆外，谁也不喜欢我。我终生都将带着热爱和崇敬的感情怀念她。我的舅父们都喜欢日子过得痛快，也就是喝得、吃得又多又好。喝醉之后，通常是互相殴打，或者与客人打（我们家里的客人向来是很多的），再不就是殴打自己的老婆。有时候也打我。在这样环境里谈不上任何智力的影响，况且我的亲属都是半文盲。

八岁那年我被送进鞋店当“小伙计”，但两个月后，我被滚开的菜汤烫了双手，被老板打发回外祖父家。伤愈后，外祖父把我送到远亲绘图师家做学徒，但过了一年，由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从他那里跑了出来，跑到轮船上给厨师打下手。他是近卫军的退伍军士，米哈依尔?安东诺夫?斯穆雷，一个有着惊人的体力、粗鲁、读过很多书的人，他唤醒了我读书的兴趣。在这之前，我厌恶书籍和一切印刷品，但是，我的教师用打骂和爱抚迫使我相信了书的伟大意义，爱上了书。第一本使我高兴得发狂的书是《大兵如何搭救彼得大帝的故事》。斯穆雷的整整一个箱子都塞满了大多是皮革面的小开本书，这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奇特的图书馆。那里既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也有埃卡尔特高森的书；既有《同时代人》杂志，也有安?拉德克利福的书，有1864年度的《火花》杂志，也有《信仰的磐石》，还有小俄罗斯语的书。

从生活的这个时刻起，我开始阅读所有落到手上的书籍。从十岁开始写日记，把从生活中和书本中得到的印象记录进去。后来的生活各种各样，非常复杂：我离开厨房，再度回到绘图师那里，以后卖过圣像，在格里亚齐──察里津铁路做过守夜人，烤制过面包，住过贫民窟，几次徒步游历过俄罗斯。1888年，在喀山生活时，第一次结识大学生们，参加了自学小组。1890年，我感到在大学生中间没有找到自己应做的事，又去旅行。从尼日尼走到察里津，穿过顿河区、乌克兰，进入比萨拉比亚，又从那里沿克里米亚南岸到库班，到黑海。1892年10月，我住在第比利斯，在那里的《高加索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特写《马卡尔?楚德拉》。我受到很多赞扬，返回尼日尼后，我尝试为喀山的《伏尔加信使报》写短小的故事，报社都满意地接受并登载出来。我把特写《叶美良?皮里雅依》寄往《俄罗斯新闻》──也被接受并发表出来。或许我在这里应该指出，地方报纸发表初学者的作品，容易得确实惊人。我认为，这应该表明，或者是编辑先生们极为善良，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文学嗅觉。

1895年，《俄国财富》（第6期）登载了我的短篇小说《契尔卡什》，《俄国思想》杂志（不记得是哪一期了）发表了对它的评论。同年《俄国思想》刊出了我的特写《错误》──似乎没有反响。特写《苦闷》1896年发表于《新语》杂志，评论见《教育》10月号。翌年3月，在《新语》发表了特写《柯诺瓦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