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600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观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想起了一些关于橘子皮的往事……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它可以平喘，并对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因为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苦。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当天，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揣几块干橘皮。母亲喝了一阵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减少了。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一一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的。不料想，一个同学告发了我。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刷洗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于是我在班组里，在学校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独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位清瘦而严厉的，戴600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了我的异常处境。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但是，她依然严厉地批评了我。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却说了一番这样的话：“首先我要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咐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给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说的那番话……从此我又是同学们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我在她眼里，只不过是她四十几名学生中最普通的一个……但是，她在我心目中，从此再也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她依然像以前那样严厉，依然戴600度的近视镜。 
     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有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随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